我一回到家里就给阿黛尔打电话，想知道我的书的德语译本是怎么回事，就是安东尼奥送给我的那本。她也云里雾里的，对此也一无所知，她给出版社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她又打过来了，对我说，那本书不仅仅在德国出版了，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出版了。这时候我问，那我该怎么办？阿黛尔的声音有些不安，说：“你不用做什么，这是一件好事儿。”我有些吞吞吐吐地说，我当然很高兴，但我要做什么具体的事儿吗？比如说，我要出国去推广吗？她很温和地回答我说：“埃莱娜，你不需要做什么，不幸的是，那本书在哪儿都没卖出去。”

我的心情变得很糟糕。我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他们关于我的书翻译出版的消息，但让我愤怒的是，没有任何人想过通知我这些事。最后，我对一个无动于衷的职员说：“我是从一个半文盲朋友那儿，而不是从你们这里得知：我的书在德国出版了。你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后来，我向她道歉，我觉得自己很愚蠢。最后，那些法语、西班牙语还有德语的翻译版本都发到我这里，德语版本不像安东尼奥带给我的那本那样皱巴巴的。那些翻译版本都很粗糙：封面上有穿着黑衣服的女人，有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头上戴着鸭舌帽，还有晾在外面的衣服。我翻阅着这些国外的版本，我给彼得罗看，最后我把它们和其他书一起放在书架上。没用的纸，沉默的纸。

我开始了一段疲惫的、心烦意乱的时光。我每天都给埃莉莎打电话，问她马尔切洛是不是还是那么客气，问他们是不是决定要结婚了。听到我的啰嗦，她会很欢快地笑起来，跟我讲了他们的愉快生活，他们开车或者坐飞机进行的旅行，以及我两个弟弟的发展，还有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现在有多好。现在，我时不时会对她产生嫉妒。我很累，也很心烦，艾尔莎不停地生病，黛黛希望得到关注，彼得罗一直无法完成他的书。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发火，我骂两个孩子，和我丈夫吵架，结果是他们三个都很害怕我。最后，两个孩子看到我经过她们的房间门口，都会停下游戏，很警惕地看着我。彼得罗有越来越多的时间，都待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而不是家里。他一大早出去，晚上才回来，他回来时，身上好像带着冲突的痕迹。我现在已经完全被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我只能在报纸上看到那些冲突：法西斯分子拿刀子捅人、杀人，那些极左人士也毫不示弱。警察现在获得了法律许可，他们可以开枪，在佛罗伦萨也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最后发生了一件在我预料之中的事：彼得罗成了一桩糟糕事件的核心人物，这事儿在报纸上也激起了各种争论。某次考试，他给一个学生判了不及格，而这个学生是投入战斗的积极分子。这个年轻人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了他，并用一把枪对着他——这不是他跟我讲的，而是一个熟人讲的，这个人当时也没在场，也是听人说的——这时候，彼得罗不慌不忙地把不及格的分数写上，把学生证还给那个男生，然后他清清楚楚地说：“您要么现在开枪，要么赶紧把武器拿开，因为过一分钟，我一从这个教室出去，就会去告您。”那个男生拿着枪，一直对着他，过了很长的几秒，他把枪放进口袋里，拿起学生证跑开了。过了几分钟，彼得罗去了警察局，那个学生马上被逮捕了。但事情还没结束，那个男生的家长，不是直接和彼得罗，而是直接和彼得罗的父亲沟通，让他父亲说服他收回起诉。圭多·艾罗塔试着说服他儿子，他们通了好多次电话，每次时间都很长。让我吃惊的是，在通话过程中，我听到老艾罗塔教授失去了耐性，抬高了嗓门，但彼得罗毫不让步。直到最后，我很激动地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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