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很多小事，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至今我还没办法厘清。我尽量用一种从容的态度，并且给自己设定了铁一样的纪律，但我还是经常崩溃。痛苦和不幸的感觉像浪潮一样侵袭我，所有事情都像是在跟我作对。在学校里，尽管我又重新投入学习，但我再也没法取得之前的成绩。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一刻让我感到自己还活着，通往学校的路，去往莉拉家的路，去池塘的路，统统都成了褪色了的背景。我很焦虑，对未来丧失了信心，但我不知道症结所在，我把遇到的大部分困难归结到了安东尼奥身上。

那段时期安东尼奥也非常不安，他不断地想和我见面，有时候我发现他抛下工作，在学校大门前的人行道上等我，表情有些窘迫。他很担心他发疯的母亲梅丽娜，也害怕自己不能躲避兵役。那段时间他给区里递交了很多文件，证明他父亲去世以及母亲目前的健康状况，他是家里唯一的支柱，但部队好像有太多文件要处理，没给他任何回复。但他知道恩佐秋天就要离开去当兵了，他担心接下来就轮到他了。“我不能离开我妈妈、艾达还有几个弟弟，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人保护他们。”他非常绝望。

有一次他来到学校下面，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宪兵已经来收集他的信息了。

“你去问问莉拉。”我焦急地说，“斯特凡诺不用去服兵役，是不是因为他是寡妇的孩子，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你问问她吧。”

我安抚他，尽量让他转移注意力。一天晚上，我特意为他组织了一场聚会，我叫上了帕斯卡莱、恩佐还有他们各自的女朋友——艾达和卡梅拉。我希望通过和朋友交流，能让他平静下来，但事情并没有按照我想象的来。恩佐像往常一样，对去当兵这件事没有流露出多少激情，唯一让他感觉到操心的事情是在他参军的那段时间，他那身体并不怎么好的父亲不得不架着车子沿街叫卖。至于帕斯卡莱，他有些阴郁，因为他小时候得过肺结核，区里把他排除在外，没让他服兵役，但他说他为此感到惋惜，他觉得男人应该去当兵，不仅仅是为了服务祖国，他嘀咕了一句：“像我们这些人应该学会使用武器，因为那个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那些该偿还的人该付出代价。”这时候话题转到了政治上，其实只有帕斯卡莱一个人在说话，他用一种痛心疾首的语气在谈论政治。他说在天主教民主党的帮助下，法西斯要夺回政权，机动队警察和军队都站在他们那边；他说应该有所准备，这些话尤其是针对恩佐，恩佐一直在点头，他通常都是很沉默的，但那次他面带微笑，说了一句：“你不要担心，等我回来会告诉你怎么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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