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我在大阪上学的时候。

我有两个《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朋友，一个叫村井重俊，一个叫中村智志，他们每星期跟我学一次汉语。说是跟我学汉语，其实不如说是他们变相资助我一个穷学生。所以那学习，不过是每次在他们《周刊朝日》杂志编辑部内天南海北聊天而已。

有一次，村井拿出一篇改得一片红的校样给我看，说：“你看，人家好不容易整理好了，又让司马先生给改成这样。”我知道他是《周刊朝日》杂志司马辽太郎《街道漫步》连载的责编，每周都要到司马辽太郎家去拿稿子。我们由此便聊起司马辽太郎，从其人其事，到其书其文，直到其观点其影响等。他说你看，人家司马先生这么长一篇稿子（三五千字左右），我们每次才给这么这么点稿费。我在心里大致算了一下，吓了一跳——他说的那金额，相当于当时我好几个月的收入。难怪在日本国税局公布的高额纳税人名单中，司马辽太郎连续多年都排作家类前列。

村井每次给我他们的《周刊朝日》杂志，该杂志上每期都有司马辽太郎的《街道漫步》等文字。我不但由此接触不少司马文字及其作品，还因与村井他们的交流，对其人其事几乎每周都有耳闻。如此状况，一直延续到1996年司马辽太郎去世，村井本人也调转到《朝日新闻》东京本社为止（村井重俊《街道随行——司马辽太郎责编六年》，朝日新闻出版社，2008年）。

既有如此“特殊”关系，所以当北京贝贝特杨晓燕编辑跟我谈及翻译司马作品一事时，我直觉得有一种命运的安排，甚至也觉得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我从村井那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司马辽太郎的事情，而我当年贫穷的留学生活，甚至也有一份司马辽太郎的间接资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是村井的工资来源）。所以我很痛快地便答应了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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