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说得很解气，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黄郛在冷静下来之后，判断“济案”绝非偶然，实际是日本干涉中国的一个信号，也是其阻止北伐的明确表示。如果革命军此时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不仅会使准备已久且胜利在望的北伐功败垂成，而且会迅速激化中日矛盾，导致中日提前开战。

黄郛向蒋介石建议暂时不与日军直接对抗，绕道济南继续北伐，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对付日本人。

黄郛的想法道出了蒋介石的心声，他决定接受黄郛的建议。冯玉祥听后表示同意，对蒋介石说：“你有那种忍耐力我也赞成。”

随后，蒋介石改变了单一的军前交涉方式，令黄郛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进行谈判。

民国年间，凡在对外交涉中喊打喊杀者总是能引起拥护和喝彩，比如老冯的“俘虏了再说”，谈判则会让主张者声誉受损，而且很容易招致国人的攻击。盖因外交本身就包含着妥协和忍让，而缺乏实力基础的弱国所需付出的妥协和忍让往往更多。

蒋介石虽同意交涉，却也很害怕因此损害自己“北伐英雄”的威名和形象。他电告黄郛，让黄郛以个人名义与日方谈判，而不要再用他“蒋介石”的名义。

同是把兄弟，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之间实际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政治结盟，黄郛与蒋介石就不同了，他们的确有早期革命党人身上常见的那种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至少黄郛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自己在兰谱中的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因为在济案谈判中替蒋介石分忧担“丑”，黄郛个人饱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并被舆论迅速定格为“亲日派”。他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诉苦道：“反对派攻击外交，集中个人，甚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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