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其实并不是不认识覃振，他们两人都是辛亥以前的老同盟会员，只是辛亥后就一直没有来往。现在如果阎锡山只是单纯地向覃振发去邀请书，免不了给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感觉。大家一致商定，由冀贡泉作为阎的专使，专门到北平礼聘覃振。

冀贡泉替阎锡山起草了一封亲笔信，到北平后即将这封信交给覃振。覃振受邀后欣然出马，答应出力斡旋。

身在香港的汪精卫听闻两派矛盾，也已多次电示陈公博等人“宜牺牲成见，勿以一二人之私影响党的前途”。在汪精卫的压力下，陈公博被迫做出让步，提出由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但仍拒绝西山派的“沪二届”加入进来。

一般人只看到“汪二届”和“沪二届”依然水火不容，覃振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破绽，那就是如果集合三届于一炉，就等于承认了蒋记三届中央的合法性。

覃振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方案：不合三届于一炉，而将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集中到一起。

西山派在二届、三届上都没份，但一届有份，有些人既属一届，又属“沪二届”，如此既避开了“汪二届”和“沪二届”之间的矛盾，又在最大程度上容纳了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

覃振将方案电告汪精卫，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各派即以此为基础继续展开会谈磋商，冀贡泉则和赵丕廉代表阎锡山，从旁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姿态进行协调。

民国的新闻界相对自由，四处打探和采访内幕消息的记者群集如云。各派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单阎锡山就有两三个。过去西山派、改组派之所以越搞越水火不容，乃至到了决裂的程度，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各通讯社唯恐天下不乱，以至煽风点火，滥发稿件，亦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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