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urder of My Aunt

●Richard Hull／著

推理的历史基因

早在艾德蒙·克里斯宾（Edmund Crispin，1921～1978）写出《玩具店不见了》（The Moving Toyshop，1946）之前的十二年，李察·霍尔（Richard Hull，1896～1973）就已经有了同等幽默有趣的《谋杀我姑妈》（The Murder of My Aunt，1934）；而它的多重转折结局，又彷彿传承了比它早二十一年、爱德蒙·班特莱（E· C· Bentley，1875～1956）所写的《特伦德最后一案》（Trent's Last Case，1913）。

这并不是说《谋杀我姑妈》没有自己原创独特之处（譬如说《谋杀我姑妈》一作的黑色幽默与《玩具店不见了》的蛋头轻喜剧，两者的趣味其实并不相同），而我更想要说的是，推理小说源远流长，历史上处处有类型演化与基因流动的痕迹，不要小看前人后人之间创作的相互启蒙关系，大部分的杰作都不是凭空从石头迸出来的。有的读者朋友会说：“我只管小说好看不好看，其他外缘研究有什么要紧？”这话对素人读者是没什么错的（或者说他有权这么“错”），但对一位自许为推理迷的读者也许更应该提高标准，为了表现我们对推理小说忠贞不逾的情感，值得浪费青春去追究小说的内外渊源，细数原创的前世今生，更努力弄清楚推理小说的历史功过，免得封错了大师，拜错了偶像。

当然，所谓原创追究与历史溯源，我的目的都是为了增添阅读的旁衬趣味，当不得真也不能拘泥于一，譬如我虽然在这里说李察·霍尔的《谋杀我姑妈》上承《特伦德最后一案》，下传《玩具店不见了》，可是李察·霍尔自己却白纸黑字地说，他写《谋杀我姑妈》，受到的其实是法兰西斯·艾尔斯（Francis Iles）的《杀意》（Malice Afterthought，1931）的影响。法兰西斯·艾尔斯就是影响深远的大作家安东尼·柏克莱（Anthony Berkerley，1893～1971），我在“谋杀专门店”里就收了他的《毒巧克力命案》（The Poisoned Chocolate Case，1929）与《裁判有误》（Trial and Error，1937），法兰西斯·艾尔斯是他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笔名。但作者说得也是，我只注意到这本小说的幽默堪与《玩具店不见了》相提并论，却忘了《谋杀我姑妈》更是一种把冷血当有趣的黑色幽默，如果我们注意到它的第一人称自述，加上它细腻的黑暗面心理描写，就不难发现它与《杀意》之间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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