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实在的迫害，不如说他可能被硕大畸形的，或似乎趋于好转——却总是短暂的——国家面貌所催眠。”

1987年，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这样说。

他出生于列宁格勒，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给自己制定这样一个规则：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与国家体制发生冲突。这是几乎所有年少时就开始写作者的自觉：艺术，永远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而写作，是一件再个人化不过的事情。

哪怕背过身转过头低下眉，不愿和政治对视，苏联政府也不允许这样的姿态存在。布罗茨基二十四岁那年，以“社会寄生虫”罪被判去俄罗斯北部最寒冷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天寒地冻，史前那些关于结冰和灭绝的记忆仿佛会出现在他身上，几年之后，布罗茨基被塞进一架飞机，被迫流放，最后辗转到了纽约。他说：我们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在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里，布罗茨基绝不是受迫害最深的——帕斯捷尔纳克即使给赫鲁晓夫接连写了几封软弱而谄媚的信，最终仍然只能被迫拒绝领奖。

然而，在布罗茨基看来，真正被迫害的痛苦并不可怕。可以通过顺从，把苦役和惩罚变得荒谬，这绝不是简单的精神胜利法。如《圣经》所说：“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请把另一边也凑上去；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

最难忘《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镜头，是工作完的犯人们在屋顶喝啤酒，和煦的阳光打在他们的笑容上。此时的自由，并不是对他们经历过苦难的奖赏，而是他们为自己赢得的自在，为自己创造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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