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坚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感到他要做的那件疯狂举动的日期日益临近因而十分害怕。我坚信，他因为害怕而十分痛苦。尤其在动身前夜，在那个可怕的夜。纳斯塔西娅后来提到，那天他上床睡觉已经很晚了，而且睡着了。但是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据说，一些死囚在行刑的头天夜里也睡得很香。虽然他出门的时候已经是大白天了，要知道一个神经质的人在大白天总是显得比较精神（而少校，即维尔金斯基的那个亲戚，只要黑夜刚一过去，甚至连上帝都不信了），但是我坚信，过去，每当他想到他将独自一人走在大路上，而且处在这样的境况下，肯定会不寒而栗。当然，他思想中的某种豁出去了、不顾一切的因素，起初可能暂时削弱了他那种突如其来的可怕的孤独感，因为他刚一离开Stasie和他生活了二十年的温暖舒适的地方就忽地痛感他处在一种可怕的孤独中。但是反正一样：即使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那等待着他的全部恐怖，他也会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走上大路，并且一直走下去！不管怎么说吧，这里有某种有关他个人尊严和使他神往的东西。噢，他本来是可以接受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优厚条件，并“comme un普通食客”在她的恩赐下留下来的！但是他没有接受她的恩赐，也没有留下来。他终于主动离开了她，高举“伟大思想的旗帜”，并为这面旗帜去慷慨赴死，死在大路上！对此他肯定是这样感觉的；对他离家出走这一举动，他也肯定是这么想的。

我还不止一次地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偏要出走，即迈开双腿（真的是用两条腿）出走，而不是干脆坐上马车扬长而去呢？我起先是用他五十年来一贯脱离实际，再加上在强烈感情的影响下思想上产生一种荒诞的偏颇来解释这点的。我觉得，他大概认为弄一张路条和雇一辆马车（哪怕是挂着铃铛），太平淡无奇和太没有诗意了；相反，徒步出走，哪怕还打着雨伞，就显得美得多，也具有强烈得多的为失恋而报仇雪恨的情调。但是现在，当一切都已结束，我认为，当时发生的这一切要简单得多：第一，他怕雇马车，因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可能会有所耳闻，强迫他留下，而且她肯定说到做到，而他肯定会屈服，于是那时候就只好跟伟大的思想永别了。第二，为了弄到路条，起码应当知道上哪儿去。但是正是这点成了他当时最主要的痛苦：他根本说不出他到底要上哪儿。因为他一决定要上某个城市，霎时间，他要干的那事在他自己心目中就会变得既荒唐而又岂有此理；他对此早有预感。比如说，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这个城市去，在那里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不在别的城市办呢？去找ce marchand吗？但是找哪个marchand呢？这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可怕的问题，这时又会倏地跳出来。其实对他来说再没有什么比ce marchand更可怕的了，他竟突然想去找他，其实，不用说，他也最怕真的找到他。不，还不如干脆走上大路，一条道走到黑，什么也不想，只要能不想就成。什么叫大路——就是长长的看不到头的路——就像漫长的人生，就像没完没了的人的幻想。大路体现着思想，可是路条又能体现什么思想呢？路条就是思想走到头了……Vive la grande route，至于以后的事就听从上帝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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