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的第二个同心圆，是当时的时代和社会。

《白痴》写于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当时，俄国正处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既有越来越多的官僚资本，也有弃农经商的地主兼资本家，还有一些新发迹的属于中产阶级的高利贷者和商人。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也大量涌入，逐渐掌握了俄国的经济命脉。

《白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八六一年改革后的俄国社会。这里有达官显贵，政界巨头，有地主兼资本家托茨基，有拥有大量房地产、工厂和公司股东的叶潘钦将军，有各种各样的钻营家、投机商和高利贷者，有地位显赫、势力很大的贵妇人，有搔首弄姿、附庸风雅、以文艺保护人自居的官太太，有拍马逢迎的小丑，有投机钻营、卖身投靠的诗人……总之，不一而足。这是一个由封建军事帝国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这是一个巧取豪夺而又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社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是在这样一个豺狼当道的世界中长大的。造成她的悲惨遭遇的就是这个罪恶的社会。但是，她只是千千万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俄国妇女中的一个。如果说，作者曾把他服了四年苦役的暗无天日的鄂木斯克囚堡比作“死屋”的话，那么对于广大俄国人民来说，当时的俄国只不过是一座扩大了的“死屋”或者人间地狱罢了。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豺狼当道，逞凶肆虐的时代。列别杰夫曾使用象征的手法解释《新约·启示录》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他说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会有一颗苦涩星像燃烧着的火把从天上掉下来，掉在“生命的源泉”——三分之一的河流和一切水源之上，于是许多人喝这水就死了，而这颗“苦涩星”，按照他的解释，就是那该诅咒的“遍布欧洲的铁路网”。表面看来，他似乎在反对资本主义文明，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其实不然，他反对的仅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金钱万能和道德沦丧。正如他所说：“仅仅是铁路，还不至于搅浑生命的源泉，而是把这一切加在一起，整个说来是该诅咒的”，“我现在要向你们大家，向所有的无神论者挑战：你们准备用什么来拯救世界，你们究竟给世界找到了一条怎样正当的路？——我倒要请问你们这些搞科学、搞工业、搞各种联合会、领取工资等等的人，用什么？”他认为，资本主义“除了满足个人的私利和物质需要以外，不承认任何道德基础”。他认为，凡是道德基础摇摇欲坠的自称是“人类朋友”的人，不管他如何花言巧语，无非是名“食人生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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