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并不是很快就承认这真实的。经过几小时铅一般沉重的熟睡之后，第二天醒来，我并没有立刻想清楚昨天一整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甚至对昨天我跟丽莎的多愁善感和“昨天这整个恐怖与怜悯”感到惊讶。“居然会发作这种娘儿们的神经衰弱，呸！”我认定。“把我的住址塞给她又所为何来？要是她真来了咋办？不过，也好，要来就来吧；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显然，现在主要的和最要紧的不是这事：必须赶紧，并且无论如何要快，在兹韦尔科夫和西蒙诺夫的心目中挽救我的声誉。这才是主要的事。至于丽莎，那天早晨我一忙甚至完全给忘了。

首先必须立即归还昨天欠西蒙诺夫的钱。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向安东·安东诺维奇借他整整十五卢布。赶巧，那天早晨他心情极好，我一提出来，他就立刻借给了我。我一高兴，写借条时就摆出一副很帅气的样子，大大咧咧地告诉他，说我昨天跟朋友们一起在Hotel de Paris撮了一顿；为一个朋友，甚至可以说总角之交送行，您知道吗——他是一个大酒鬼，从小娇生惯养——嗯，当然，好人家出身，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前途无量，很风趣，很可爱，偷香窃玉，跟一些太太们胡搞，您明白吗：我们多喝了两瓶，“足有半打”，还有……“要知道，这没什么”；这一切都说得很轻松，很随便，而且洋洋得意。

回到家后，我立刻给西蒙诺夫写了一封信。

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这封信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绅士气派的、和善的、豁达大度的口吻，我就十分得意。措辞巧妙而又风度高雅，而主要是完全没有多余的话，我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我为自己开脱道（“如果你们还允许我为自己辩白的话”），这完全是因为我不习惯饮酒，刚喝了第一杯就醉了，这酒（似乎是这样）还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喝了，从五点到六点，当时我正在Hotel de Paris等他们。我主要请求西蒙诺夫原谅；并请他向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向兹韦尔科夫转达我的解释——“我像做梦似的依稀记得”，我似乎侮辱了他。我又补充道，我本该亲自登门向大家道歉的，但是因为头疼，而最主要是——感到羞愧。我特别得意的是这种突然形诸笔端而且胜过所有理由的“某种轻描淡写”，甚至几乎是漫不经心（不过十分得体），这就使他们明白，我对“我昨天的恶劣表现”自有我自己相当独到的看法，完全，而且根本不像你们诸位可能想像的那样，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而是相反，我对此的看法就像一位态度从容、自尊自重的绅士对这问题应有的看法那样。正如俗话所说，往事已矣，不以成败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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