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的某一天，在北京交道口南的一个小院里，搬来了一位满脸绉纹，精神气十足，开口晋中方言颇浓，一副农民装束的老汉。他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陈永贵搬到此院之前，先后在位于复兴路上的京西宾馆和位于三里河路上的钓鱼台国宾馆住过。那是因为他在1973年9月党的“十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上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而应有的待遇。但是，这位与土坷垃打了多半辈子交道的大寨领头人，虽在省、县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但多数时间依然扎根在他那奋斗不止具有那个时代象征的虎头山。突然间，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住进戒备森严的国家最高级住所，又有秘书、警卫、服务员、司机、大师傅等一大帮子人伺候，在这一尘不染的世界让其与土地拉开了距离，他确实感到别扭和憋闷，无所适从。很长时间难以适应走到哪后边跟着警卫，啥事都有服务员代劳的清闲生活。特别是那些整天看不完又不会看，批不完又不会批的文件更使他烦心。但这是国家的最高层，也是这个级别工作需要的规定，他看不惯也无可奈何，但他那双大手劳动惯了，一闲就浑身不自在。于是，一起床，自己叠被子，自己扫地，自己洗杯子，倒烟缸，擦茶几，关走廊的灯，就连服务员到他的房间看电视（因当时只有首长的房间配有彩电），他还满脸含笑地给他们泡茶。这些都使工作人员都对这位慈祥的“陈大叔”有了一种纯朴的深情厚谊。

他还让秘书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自己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到处跑，三分之一回大寨的“三三制”。并提出要搬家。毛泽东不仅赞同陈永贵的“三三制”，还在他的报告上批上了“钓鱼台无鱼可钓”。于是他与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吴桂贤搬出了钓鱼台，吴桂贤就住在与他相邻的西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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