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年轻的时候有着出色的男高音歌喉，一个晚上，他必须演唱布伦瑞克的附属教堂唱诗班指挥舒尔曼所写的歌剧，但他对其中一些曲调极为厌恶，于是就用自己创作的曲调来代替。在这里，我感觉到了令人高兴的血缘关系的震撼；然而我更喜欢另外两个先辈，一个是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年轻的探险家，还有就是那位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母亲的外祖父尼古拉·伊拉里奥诺维奇·科兹洛夫（一八一四——一八八九），他是俄国皇家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诸如下列论文的作者：《论疾病观念的发展》、《论精神病患者颈孔的封闭》等。在这儿，我不如也顺便提一下自己的科学论文，特别是我最中意的三篇：“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心理》，第五十二卷，一九四五年第1-2及3-4期）、A New species of Cyclargus Nabokov“（《昆虫学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和”The Nearctic Members of the Genus Lycaeides Hübner（《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学报》，哈佛学院，一九四九年），在那年以后，我感到体力上不再可能把科学研究和讲课、纯文学写作及《洛丽塔》（因为她即将诞生——一场痛苦的分娩，一个难对付的婴儿）结合起来了。

卢卡维什尼科夫家的纹章不像纳博科夫家的那么张扬，也不那么传统。那只盾是一个domna（原始的鼓风炉）的格式化了的变体，无疑是暗指熔炼我的充满冒险精神的先辈们发现的乌拉尔的矿石。我想要强调，这些卢卡维什尼科夫们——西伯利亚的开拓者、金矿的勘探者和采矿工程师们——和同样富有的莫斯科的同姓商人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不同于有些传记作者们草率的想当然的猜测。我的卢卡维什尼科夫们属于（自十八世纪以来）喀山省的拥有土地的乡绅阶层。他们的矿山坐落在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一侧的彼尔姆省，下塔吉尔斯克附近的阿洛帕耶夫斯克。我父亲曾两次乘坐以前的西伯利亚快车到那里去过，这是北欧快车家族中的一趟漂亮的列车，我曾打算不久后要乘坐，虽然这是一次昆虫学而不是矿物学的旅行；但是革命阻碍了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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