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条马车道（一条保养得很好，南北连通我们“新”、“旧”两个园子，另一条既泥泞又布满了车辙，如果你往西走，则通向巴托沃）交叉处附近，两旁长满了山杨树的一片凹地上的一个地方，我确信会在六月的第三周发现带纯白条纹的蓝黑色大蛱蝶，在肥沃的湿土上方低低掠过、盘旋，当它们停落下来，收起翅膀时，腹部底面的色泽和湿土正好相配。那些就是老鳞翅目专家们曾称之为杨树蛱蝶的喜爱粪土的雄虫，更确切地说，它们属于它的布科维纳亚种。作为一个九岁的男孩子，不知道有那个品种，但我注意到我们俄国北方的标本和霍夫曼书中插图上的中欧类型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便鲁莽地写信给库茨涅佐夫，这位俄国、其实也是世界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鳞翅目学家之一，给我的新亚种命名为“Limenitis populi rossica”。在漫长的一个月之后，他把我对“rossica Nabokov”的描述和我画的透明水彩图寄了回来，只在我信的背面潦草地写了两个字：“bucovinensis Hormuzaki”。我是多么痛恨Hormuzaki啊！当我在库茨涅佐夫后来的一篇论文中发现他无礼地提到“总是给杨树眼蝶极其微小的亚种命名的小学生们”时，我又受到了多么巨大的伤害啊！然而，populi的失败并没有使我气馁，第二年的夏天我“发现”了一种“新”飞蛾。那个夏季我总是在没有月亮的晚上，在园子的林中空地的青草和受到打搅的萤火虫上摊开床单，让乙炔灯的亮光投在上面（六年以后，这盏灯将再照亮塔玛拉），坚持不懈地进行采集。飞蛾会从我周围完完全全的黑暗中飘忽出来，进入到那一片明亮的活动场地，我就是以那种方式，在那张具有魔力的床单上，捉住了一只漂亮的金斑蛾Plusia（现在叫夜蛾Phytometra），我当时立刻就看出，它和它最接近的近亲的不同之处是它紫红和酱红（而不是金棕色）的前翅，较窄的苞片斑纹，在我任何一本书里都没有能够认得出来的图像。我把对它的描述和它的图像寄给了理查德·索思，想要在《昆虫学家》上发表。他也没有见过这种蝴蝶，但是非常好心地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中进行查对——发现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克雷奇马尔称作Plusia excelsa了。我怀着最大的坚忍接受了这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其用词充满了同情（“……应该祝贺能够获得……极其稀有的伏尔加地区的物种……值得赞美的图像……”）；但是多年以后，纯粹出于偶然（我知道不应该对别人指出这些意外收获），我把第一个发现了我的飞蛾的人的名字给了小说里的一个瞎子，就算和他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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