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下落是我在到达克里米亚南部大约一个月后意外地得知的。我家在雅尔塔附近的加斯普拉安顿了下来，离科莱兹村不远。整个地方似乎完全是异邦；气味不是俄国的，声音不是俄国的，每晚正当清真寺的宣礼员开始从村子的光塔（轮廓映在一片桃红色天空中的一座细高的蓝色尖塔）上吟颂时，那头发出叫声的驴肯定是巴格达的。我就在那儿，站在一条白垩质的马道上，靠近一条白垩质的河床，一条条分开的、蛇形曲折流淌的河水浅浅地流过椭圆形的石头——我就在那儿，拿着一封塔玛拉的信。我看着陡峭突兀的亚伊拉山脉，深色的如细羊毛皮般的托洛斯松一直覆盖到它的峭壁顶端；看着在山与海之间的一片连绵着的、像地中海沿岸的灌木丛林那样的常绿植物；看着半透明的粉红色天空，一弯羞涩的新月在那里照耀，近旁只有一颗湿润的孤星；整个很不自然的景色给我的印象是，这是出自《天方夜谭》的一个插图美丽但可悲地删节了的版本里的东西。突然我感到了流亡的一切痛苦。当然，有过普希金的例子——普希金流放时曾在这里、在那些引种的柏树和月桂间漫步——但是，虽然他的伤感诗歌可能给了我某些激励，我并不认为我的激情是一种做作。此后几年里，失去祖国对我来说就是失去我的爱，直到一本小说的创作才使我从那份丰富的感情中解脱出来。

在此期间，我家人的生活完全改变了。除了精明地埋藏在爽身粉容器中正常装的东西里的一些珠宝之外，我们是绝对地破产了。但是这是一件非常次要的事情。当地的鞑靼政府已被一个崭新的政府清除掉了，我们在荒谬的、可耻的、完全缺乏安全的感觉的支配之下。从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间的冬天，直到晴朗多风的克里米亚春天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极端愚蠢的死亡就在我们身边蹒跚而过。隔上一天，在雅尔塔白色的码头上（你会记得，正是在那儿，契诃夫的《抱叭儿狗的女士》中的女士在度假的人群中丢失了她的长柄眼镜），各种无害的人们被事先在脚上绑上重物后，被为此目的专门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冷酷的水手枪杀。我的并非无害的父亲，在一些危险的冒险之后，此时已经和我们会合了，在那个因肺病专家而著名的地方，他假装成一个医生，但是没有改名字（“简单而优雅”，正如一位象棋评论者会这样评论棋盘上相应的一着）。我们住在一所不显眼的别墅里，是一位好心的朋友索菲娅·帕宁伯爵夫人提供给我们使用的。在某些夜晚，当有刺客来临的传言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家的男子就轮流在宅子四周巡逻。欧洲夹竹桃叶子细长的影子会在海风中沿着一道灰白的墙小心地移动，仿佛在极其诡秘地指着什么东西。我们有一杆猎枪和一把比利时自动手枪，尽量不把声言非法拥有火器的任何人都将就地正法的法令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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