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弟弟，谢尔盖和基里尔。基里尔（一九——至一九六四）是最小的，和俄国家庭里常见的那样，也是我的教子。在我们维拉宅的客厅里，在受洗仪式的某个阶段，我小心翼翼地抱着他，然后再把他交给他的教母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丹扎斯（父亲的表姐，普希金那场致命的决斗中的助手K·K·丹扎斯上校的侄孙女）。基里尔小的时候和我的两个妹妹一起待在那遥远的儿童室，在城里和乡间的住宅中，都和两个哥哥的套间明显地分开。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〇四年，在侨居欧洲的这二十年中，我很少见到他，在那以后则根本没有见过，直到我于一九六〇年再度去欧洲，此后是一段非常友好和快乐的短暂的相会时光。

基里尔在伦敦、柏林和布拉格上的小学和中学，在卢万上的大学。他和比利时姑娘吉尔贝特·巴尔班森结了婚，在布鲁塞尔经营着（不十分当真但却挺成功）一家旅行社，因心脏病发作，在慕尼黑去世。

他喜爱海滨胜地和油腻味浓的食物。他和我一样讨厌斗牛。他能说五种语言。他非常喜欢恶作剧。他生活中唯一的重大现实是文学，特别是俄罗斯诗歌。他自己的诗歌反映了古米廖夫和霍达谢维奇的影响。他很少发表作品，总是不愿谈及他的创作，就像他不愿谈及自己裹在说笑的迷雾中的内心世界一样。

出于各种原因，我发现要谈论我的另外一个弟弟是极端困难的。对塞巴斯蒂安·奈特（一九四〇年）的曲折寻求，连同其凉亭和自我配合的结合，比起在这部回忆录的第一稿中我畏缩停步以及今天正在面对的任务来说，简直算不了什么。除了我在前面的章节中简要地叙述过的那两三件微不足道的小冒险之外，他和我的童年很少交汇。在我最丰富最详尽的回忆中，他仅仅是背景里的一个影子。我备受溺爱；他则是备受溺爱的目击者。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二日剖腹产出生，比我晚十个半月，他比我成熟得早，外表也显得比我大。我们很少一起玩，我喜欢的东西他大都不感兴趣——玩具火车、玩具手枪、红印第安人、红纹丽蛱蝶。六七岁的时候，在女士的宽容下，他发展起了对拿破仑的强烈崇拜，拿着他的青铜小胸像上床。小的时候我喜欢吵嚷、爱冒险，有点横行霸道。他安静而无精打采，比我和导师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十岁时他开始对音乐感兴趣，此后他上了无数的音乐课，和父亲一起去音乐会，在楼上一架近在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的地方的钢琴上一连许多个小时弹歌剧的片断。我会悄悄走到他背后捅他的肋骨——一段痛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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