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剑河上的方头平底船和尖头小划子的梦一般的流动，唱机里夏威夷式的悲鸣缓慢地飘过阳光和阴影，一个姑娘斜倚在我梦幻般操纵着方向的方头船的垫子上，一只手轻轻地转动着孔雀蓝色的发亮的遮阳伞的伞柄。栗子树盛开着粉红色圆锥形的花簇；它们沿着河岸交叠着密密伸展，把天空从河里挤了出去，它们花簇和叶子的特殊形状产生了一种en escalier的效果，像某种豪华的绿色和浅暗红色挂毯的尖角形的图案。空气和克里米亚的一样温暖，带有某种和我一直无法清楚识别的开花灌木同样的轻柔的香气（后来我在美国南方各州的花园中闻到过些许同样的气味）。一座横跨这条小河的具有意大利风格的桥的三个拱，靠它们在水中的几乎完美的、几乎没有波纹的复制品的帮助，结合起来构成了三个美丽的椭圆。而河水则在桥拱内壁的石头上投下了一片网状的光影，人们的小船从桥拱下轻快地穿过。时而从开花的树上会有一片花瓣向下飘呀，飘呀，飘呀，怀着看到了无论是崇拜者还是偶然的旁观者都不该看到的景象的古怪感觉，你会看到一眼它那迅速升起——比花瓣飘落更为迅速——与之相会的倒影；并且，一瞬间，你会害怕这一招不灵，那幸运的油不会被点燃，倒影会错过了花瓣，花瓣会独自漂走，但是每一次那精巧的相聚都会发生，有着一个诗人的词语迎合自己的、或读者的回忆时那神奇的精确。

在离开将近十七年之后重访英国时，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不是在复活节那个学期光辉的末尾去剑桥，而是在一个只能使我回想起自己混乱的旧乡愁的阴冷的二月天。我正在无望地力图在英国找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工作（我在美国如此容易地得到这类工作，回想起来，是使我持久不断的感激和惊喜的根源）。这次访问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成功。我和内斯比特一起在一个小地方吃午餐，这里本应是充满了回忆的地方，但是却由于各种变化而并非如此。他戒了烟。岁月使他的容貌变得柔和了，他不再像高尔基或者高尔基的翻译者，而有点像去掉了猿猴般浓密的胡子的易卜生。一件意外担心的事情（帮他管家的表姐妹还是一个没结婚的姐妹刚被送到了比奈诊所之类的事）似乎使他不能集中在我想和他谈的非常个人和急迫的事情上。《笨拙》周刊的合订本堆放在类似一间小前厅里的桌子上，那里原来放着一缸金鱼——一切看上去是这样的不同。不同的还有女侍者穿的俗艳的制服，她们哪个也没有我如此清楚地记得的那个具体的姑娘漂亮。仿佛在和厌倦做斗争，眼前的这个易卜生不顾一切地大谈开了政治。我预料到他会说些什么。在二十年代初内斯比特错把自己奔放的理想主义当成了恐怖统治中浪漫而人道的东西。涉及了他青年时代的英雄的大清洗的晴天霹雳给了他一个有益的震惊。他怀着恐惧说出叶若夫和雅戈达的名字——但是却忘记了他们的前辈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时间使他对当前苏维埃事务的判断有了提高，但他却没有费心去重新思考青年时期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仍然在短暂统治中看到一种令人向往的尼禄式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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