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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在俄国舞台上演出，引起异乎寻常的轰动，这段历史与本书的主角果戈理当然几乎没有关系，但是简略说一说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许并非完全是多余的。由于头脑简单的人必然会在这个剧本里看到猛烈发动的、针对田园风光似的俄国官僚腐败制度的社会讽刺，因此，人们很想知道作者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对于看到这个剧本上演会抱什么样的希望。文艺审查委员会与所有这样的组织一样，明显都是一群卑躬屈膝的蠢货或者自命不凡的傻瓜，因此，一个作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把国家官员描写成抽象的人物和超凡美德的象征，仅这样一件事就是让这些审查官肥厚的脊背从上到下不寒而栗的大罪。《钦差大臣》居然是有史以来用俄语写的最伟大的剧本（不但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这自然是远离审查委员会委员们的脑袋十万八千里的事情。

但是一个奇迹发生了；那是一种与果戈理的上下颠倒的世界之物理特性相一致的奇迹。最高审查官，万人之上的审查官，他是上帝那一级的神明，太高大了，人的笨拙的舌头根本无法说出口来，光辉、集权的沙皇本人，突然一阵最意想不到的喜悦涌上心头，下达圣旨，这个剧本审查通过，可以被搬上舞台。

我们很难推测《钦差大臣》里的什么合了尼古拉一世的心意，让他感到高兴。这个人几年前红铅笔一挥，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手稿上写下几句愚蠢的话，建议把这个悲剧改成像沃尔特·司各特写的那种小说，他也与一般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或者拿破仑皇帝也不例外），与真正的文学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除了把果戈理的这个喜剧看作是一个滑稽的闹剧之外，我们几乎无法推想，他还能在剧本里看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讽刺性的闹剧（假如我们作一时的想象，萌生《钦差大臣》是一个讽刺闹剧的谬见）似乎也不大可能吸引沙皇古板、没有一点幽默感的情绪。鉴于这个人还有头脑——至少还有政客的头脑——因此，认为能让他的臣僚从怠惰中振作起来他就得意洋洋，而不顾及激发臣僚的同时，也有会激发平民百姓与君主同乐的危险，这样的看法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事实上，这个剧本首次上演以后，据说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获得了他应得的，尤其是我”；假如他真说过这句话（可能这不是真的），那么对于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腐败的批评，与对于政府本身的批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在沙皇看来也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只能假设，允许剧本上演是由于沙皇突然心血来潮，正如像果戈理这样的作家的出现，也是任何可能推动了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的时代精神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动力。一个暴君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个剧本的上演，很奇怪，就等于他在俄国作家的血液里注入了非常危险的细菌；危及君主制思想，危及官僚罪恶，危及——这是三个危险中的最重要的危险——文学艺术；因为果戈理的剧本被热心公益的人误解为一种社会抗议，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引发了大批轰轰烈烈的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的文学，引出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谁不在他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里谴责地区警长或者鞭打农民的老爷，谁就被剥夺了作家的称号。十年以后沙皇把这个剧本忘得一干二净，连谁是果戈理，他写过什么，都没有一点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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