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一九四四年在纽约出版。这本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传记。它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评论，而且写作者走到了台前。因此，想深入了解果戈理生平而读这一本书，不见得十分合适；但是要想多了解一点纳博科夫，是很有价值的，因为纳博科夫始终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观点研究问题。模仿纳博科夫观察世界的态度对他作一简短评论，他蔑视一切，对一切持批判态度。

从本书第六章读者可以了解，作者本来没有编写果戈理“年谱”的意思，“年谱”是在出版社的要求下附加的。作者没有在正文里写《死魂灵》的情节，他认为果戈理的小说和剧本的情节都是不重要的，所以在“年谱”里他加上了《死魂灵》的情节概述。本书写的是作者读果戈理作品的议论，涉及果戈理的主要作品《钦差大臣》、《死魂灵》、《与友人书简选》和《外套》，讨论了文学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一个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议论的风格与他其他几部“讲稿”相似，蔑视理论权威，注重作品细节和次要人物，注重作家的语言和风格；似乎他关于文学的议论像一个昆虫学家在放大镜下观察虫子，又仿佛他打开文学这个绚烂多姿的视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色彩斑斓的蝴蝶。纳博科夫在书中写道，“是果戈理（以及在他之后的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第一次看到了黄色和紫色。日出的时候天空可以是淡淡的绿色，或者说在万里无云的天气里雪可以是深绿的颜色。”（本书第九十一页）果戈理有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在果戈理那个时代的俄国，行贿受贿像当时、像现在的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盛行。”（本书第四十四页）读者会觉得这正说明果戈理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背景；但是，纳博科夫反对把果戈理看作是俄国文学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说法；他反对在果戈理小说中寻找俄国社会的真实生活中的反映。要想在果戈理的作品里寻找俄国生活的“事实”是徒劳的。他写道，果戈理有什么外省俄国的经历？“在波多尔斯克的一家客栈待了八个小时，在库尔斯克待了一个星期，其余的日子他是从旅行马车车窗里看到的，在这些经历之外再加上在米尔戈罗德、涅仁、波尔塔瓦——这些城镇全部都在乞乞科夫的旅行线路之外——度过的他本质上是乌克兰人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本书第七十六页）纳博科夫这一个观点似乎来自谢·亚·文格洛夫（一八五五至一九二）。俄国文学史家文格洛夫在以“果戈理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实生活”为题的文章中写道，“果戈理只熟悉小俄罗斯和彼得堡。”不熟悉生活如何写作？维里萨耶夫说，“果戈理从朋友们的谈话中汲取大量的情节、用语、形象和题材。”在续写《死魂灵》第二部期间，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已经丧失了凭空创作生活的神秘能力”（本书第一三八页）。纳博科夫还认为《钦差大臣》的上演被人“误解”了，从而“引发了大批轰轰烈烈的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的文学，引出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本书第三十九页）；而且，他也不相信小说可以写得有教育意义、能振奋人的精神（第三十九页）。他写道，“文学关心的不是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对胜利者的诅咒。文学要打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本书第一五四页）其实，纳博科夫主张明确，把“poshlust”（关于这个俄语词汇的含义，书中有详尽论述）的不同方面联系起来，使其形成“一个艺术现象（其果戈理风格的主旋律即poshlust的丰满）”，这样一来，《死魂灵》就不会是在描摹“一个幽默故事或者一种社会谴责”了（本书第七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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