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意识中，婴儿伊萨贝尔生命的最初四年与贝尔的少女时代截然分开，中间是七年的空白，就好像我有两个不同的孩子，一个是脸蛋红扑扑的快乐小东西，另一个则是她苍白忧郁的姐姐。

我贮藏了一大堆耳塞；事实证明全是多余的：育儿室里并没有传来哭叫声干扰我的工作——《奥尔加·雷普宁博士》，一个虚构的俄国教授在美国的故事，一九四六年（那年安妮特离开了我）由洛奇公司出版（经过一段时间恼人的连载，需要无休无止的校对），热衷押头韵的评论者称赞它是“幽默和人道的结合”，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十五年后我会为他们可怕的乐趣付出什么。

我喜欢看着安妮特给我和孩子在花园里拍彩色快照。我喜欢带着着了迷的伊萨贝尔沿着奎恩瀑布河漫步，穿过落叶松和山毛榉树林，每一束光线，每一片阴影，都似乎伴有孩子愉快的赞许。我甚至同意一九四五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在乡村玫瑰度过。就在那里，有一天，当我和兰利太太一道从最近的酒铺或报亭回来，她的话，她的语调或动作，令我蓦然战栗，恐惧地猜测，从一开始这可怜的家伙爱的就不是我妻子，而是我。

我一直以来都对安妮特怀着痛苦的温存，如今从对孩子的情感中体会到新的痛切感（诚如妮内拉用粗俗的俄语所说，我因为她“颤抖”，她认为那也许对婴儿不好，即便你“削减了过火的行为”）。那是我们婚姻中人性的一面。而性欲的一面则已彻底瓦解。

她从产房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中依旧出现漆黑的长廊，回荡着她痛楚的哭喊，每个转角处都有恐怖的彩窗——那是伤口的残像——纠缠着我，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当我内心的一切都已痊愈，当我对她苍白的魅力重燃欲火，其深度和强度彻底终结了她勇敢但徒劳的不懈努力，她不懈努力地试图重建我们之间的某种爱情和谐而不背离清教原则。她现在竟大着胆子——可怜小女孩的胆子——坚持要我去找一位精神病医师（兰利太太的推荐），他会指导我在过度充血时“软化”思想。我回答说她的朋友是妖怪而她是笨蛋，这是我们结婚多年来吵得最凶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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