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贝尔还健在，她该有三十二岁了——恰好是我写这段文字时（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你的年龄。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一九五九年，她还不满十七岁；记忆中，她在十一岁半到十七岁半之间的变化非常细微，而血液在记忆中流过静止时间的速度并不像流过永恒的当下时那样快。尤其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她在我眼里的形象完全不受她成长的影响，这三年里她完全只属于我。在我眼里这种看法是一幅欢天喜地的合成画面，其中有科罗拉多的一座高山，我的《塔玛拉》英译，贝尔的中学成绩，以及俄勒冈的一片森林，这一切都以变换的时间和扭曲的空间融合在一起，违背了通常的计时和定位法则。

然而，我必须注意到有一种变化，一种渐变的趋势。那就是我逐渐意识到她的美。她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便茫然不解当时怎么会以为她长相“普通”。又一个月过去了，她的侧面，那精灵般的鼻梁和上唇线条显示出“意料中的意外”——我曾用这句话来评价布莱克和勃洛克的诗作奇迹。浅灰色的虹膜和漆黑的睫毛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她的眼睛看上去像是上了一圈黑色眼影。凹陷的脸颊和颀长的脖子酷似安妮特，但她那头金色短发却更具光泽，仿佛浓密的直发间流动着黄褐与金绿交替融合的光影。这一切都容易描写，而且也适用于前臂和双腿两侧的明媚娇嫩的纹理，事实上，这些话有点自我抄袭的味道，因为我已经用来描写塔玛拉和埃斯梅拉达，以及短篇小说里的几位配角少女（参看我的短篇小说集《逐出迈达》，第五百三十七页，纽约古德明顿出版社，一九四七年）。不过，她那散发着青春光辉的形象和骨架，尚不能视为充满活力和热情。我被迫——多么悲哀的坦白！——使用以前用过，甚至在这本书里就用过的那种众所周知的方法——赞美一种艺术来贬低另一种艺术。我此刻想起谢罗夫的油画《五瓣的紫丁香花》，画的是一个十二岁左右、黄褐色头发的女孩坐在阳光斑驳的桌子前，摆弄着一串丁香花寻找幸运的象征。这个女孩就是我的表妹埃达·布雷多，在那个夏天，阳光照耀着花园小桌和她裸露的双臂，我无耻地调戏了她。当我的读者，一位温文尔雅的旅行者参观列宁格勒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时，他将被那些受雇写小说评论的文人所谓的“人情味”深深打动，几年前我访问苏联时曾亲眼见过那幅画，用我那双黏糊糊的眼睛。这幅画原本属于埃达的祖母，后来被一个兢兢业业的小偷转交给苏维埃人民。我相信这个迷人的小女孩就是我梦中伴侣的原型，那个反复再现的梦境发生在一间恐怖的临时客房，两张床之间铺着拼花地板。贝尔长得很像她——相同的颧骨、相同的下巴、相同的纤瘦手腕、相同的娇嫩花朵——只能影射，不能明确列举。但这就够了。我试图做的事情非常艰难，而如果你说我已经过于成功，我会将它撕个粉碎，因为我没想过，从来就没想过，在伊萨贝尔·李的这一悲惨事情上获得成功——尽管与此同时我无比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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