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感到困倦。我从中午写到天亮，每天写一章——甚至于更多。艺术是一件多么伟大而强有力的东西！在我这样的处境中，我应该惊慌失措，仓皇走开，扭头往回跑……当然马上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敢说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我的反应却是十分不同凡响的，我这样静静地坐着，写作，写作，写作，或者漫长地沉思，这些真的其实都一样。我越往下写，就越感到我不能将故事就这么撂下，我必须坚持写下去，直至达到我的主要目标，我当然会冒险将我的作品发表——其实也无所谓风险，因为我的手稿一旦寄出，我将隐没，这世界足够博大，完全能让一个蓄胡子的安安静静的人安身立命。

我并不是自发地决定将我的作品寄给那目光敏锐的小说家的，我想我已提到过这位小说家，甚至通过我的故事亲自和他进行了对话。

我也许错了，我早就不读我写的手稿了——没有时间做那个，再说那使我感到恶心。

我最初起意将稿子直接寄给一位编辑——不管他是德国、法国或美国编辑——但作品是用俄文写的，并不是一切都能翻译的——嗯，坦率地说，对于我的文学色彩，我是非常在意的，我坚定地认为哪怕一小点儿细微的含意或思想丢失，都会无望地损害整个作品。我也想到寄往苏联，但我缺乏必要的地址，也不知道怎么寄到那儿，他们是否会读我的手稿，因为我用的是旧制度时的拼写，重写完全超出我的能力。我说了“重写”吗？得，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忍受再写它。

我在下了决心将手稿寄给一个肯定喜欢我的作品、并会竭力将它出版的人之后，我便非常肯定我选择的这个人（你，我的第一读者）一定是位移民小说家，他的作品是不可能在苏联出现的。也许这本书会是一个例外，因为真正写它的不是你。哦，我多么希望虽然有你的移民签字（那潦草的伪装谁也骗不了），我的书还是能在苏联找到市场！由于我根本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肯定在书中无意地表述了一些完全合乎当前辩证法的观念。有时候在我看来我的基本的主题，两个人之间的相像性，有一种深刻的隐喻性的含意。我也许欣赏（下意识地！）这一身体上的相像性，把它作为未来无阶级社会中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理想的相像性的象征；尽管我仍然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但通过一个孤立的例子，我完成了一定的社会功能。还有其他的东西；当我实际运用这种相像性时，我没能完全成功，这可以用纯粹的社会经济原因来解释，也就是说，菲利克斯和我属于不同的严格规范的阶级，谁也无法单枪匹马地达到融合，尤其在今天，阶级的冲突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妥协已经根本不可能了。是的，我母亲出身低下，我祖父在年轻的时候放过鹅，这就解释了像我有这样烙印和习俗的人为什么那样强烈地倾向真正的意识，虽然它仍然没有完全地表述出来。在幻想中，我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在新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就像赫尔曼和菲利克斯两人相像一样；一个赫利克斯们和菲尔曼们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个工人倒在机器脚下死了，另一个与他相像的人，带着安详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微笑，取代他。因此，我认为，今天的苏维埃青年应该从我的书中获得巨大的好处，我的书是在一位颇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监督下写的，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书中将帮助他们理解此书所包含的基本的社会含意。啊，让别的国家将这翻译成它们的语言吧，这样，美国读者将有可能满足他们对血淋淋的荣耀的期盼；法国读者将有可能在我对流浪汉的喜好中发现鸡奸的幻影；而德国读者将有可能欣赏一个半斯拉夫人灵魂的轻佻的一面。读吧，读吧，读得越多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欢迎我所有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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