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先生在他和莉丽·布里斯库穿过草坪时说，他曾到过阿姆斯特丹，看过伦勃朗的名画。他曾到过马德里，但很不凑巧，那天是耶稣受难日，普拉多艺术馆不开门。他曾到罗马去过。布里斯库小姐没去过罗马？噢，她一定得去一次——对她说来，那将是一番美妙的经历——那儿有西斯廷大教堂的壁画，米开朗琪罗的真迹，还有巴图阿画廊的乔托名画。他的夫人多年来一直体弱多病，因此他们不过是浮光掠影，没有尽兴畅游。

她到过布鲁塞尔。她到过巴黎，那只不过是一次仓促的短期逗留，去探望她患病的姑妈。她到过德累斯顿，那儿有许多名画她还没参观过。然而，莉丽反省说，也许还是不去参观更好，那些名画只会使你对自己的作品完全灰心失望。班克斯先生认为，一个人可能会抱着这种观点走得太远了。我们不可能个个都是提香，我们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达尔文；同时，要是没有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他怀疑是否会有达尔文和提香这样的人物。莉丽很想恭维他几句，她很想说，班克斯先生，您可不是凡夫俗子。但他不要别人恭维（大多数男人都喜欢受人恭维，她想），她对于自己的一时冲动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没把话说出来。另一方面，他却说道，也许他说的话对于绘画并不适用。莉丽克服了她的羞怯，真诚地说，她将永远致力于绘画，因为她对此感到兴趣。对，班克斯先生说，他相信她会坚持下去的。当他们走到草坪的尽头，他问她是否在伦敦难以找到绘画的题材。他们回过身来，看见了拉姆齐夫妇。那就是结婚，莉丽想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瞧着一个小姑娘扔球。这就是拉姆齐夫人那天晚上试图告诉我的事，她想。拉姆齐夫人披着绿色的围巾，他们俩紧挨着站在一起，瞧着普鲁和杰斯泼扔垒球。说不清是什么道理，也许就在他们俩刚从地铁走出来或者在拉门铃的时候，某种使人们成为象征、成为代表的意识，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在暮色之中伫立着，观看着，使他们成为婚姻的象征：丈夫和妻子。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超越真实人物的象征性的轮廓又隐退了，当班克斯和莉丽遇到他们时，他们又成了拉姆齐先生和夫人，正在看孩子们扔垒球。拉姆齐夫人像平时一样笑吟吟地欢迎他们（噢，她又以为我们将要结婚了，莉丽想），她说，“今晚我可胜利了，”言下之意，是指班克斯先生同意和他们共进晚餐，不回他的宿舍去吃他的厨师用恰当的烹饪方法烧出来的蔬菜了；尽管拉姆齐夫人笑容可掬，当那垒球被抛到高空，他们的目光追随着它，却不见它的影踪，只见那颗星星和悬垂的树枝，在这片刻之间，他们还是有一种什么东西被粉碎了的感觉，一种空虚的感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在逐渐昏暗的暮色之中，他们看上去都显得单薄、飘渺，距离遥远。后来，普鲁突然从广阔的空间冲了回来（因为，好像一切物体都已经完全消融在夜色中了），她全速冲到他们中间，漂亮地用左手高高地接住了那只垒球，她的母亲说，“他们还没有回来吗？”于是，那令人心神恍惚的寂静境界，就被打破了。拉姆齐先生觉得，现在他可以自由自在放声大笑了，他想到休谟曾经陷入泥沼，一位老妇人要他念一遍主祷文才肯救他出来，不觉格格地暗笑，走到他的书房里去了。拉姆齐夫人叫普鲁重新回来扔球，因为她已经走开了。她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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