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在农村集市上，你也许曾经看见过一位教授站在讲台上，鼓动那些农民上前来购买他的灵丹妙药。不论他们患什么病症，不论是躯体的还是精神的疾病，他都能说出一个名堂，提出一种疗法；如果他们心中怀疑，犹豫不前，他就会突然抖出一幅图表，用一支棍棒指点着人体的不同解剖部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一串长长的拉丁文术语，于是，第一个农民怯生生地、踌躇不决地走上前来，接着又是另外一个，他们买下了他的大药丸，走开去悄悄地剥开包装，满怀着希望把它吞下肚去。“认为自己是小说艺术初露头角的青年后补作家们，”汉米尔顿先生在讲台上大声吆喝，于是，那些初露头角的现实主义者们，走上前来接受——因为这位教授是慷慨大方的——五颗药丸和回家治疗的九条医嘱。换言之，给了他们五个“复习思考题”，要他们去解答，并且奉劝他们去读九本书或者它们的部分章节。“1. 界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区别。2.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优越性与局限性何在？3.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优越性和局限性何在？”——他们回家去解答的思考题就是这类货色，而这种疗法居然如此成功，在初版十周年纪念之际，还出版了一部“增补修订本”。在美国，汉米尔顿先生显然被认为是一位很好的教授，而且肯定无疑，还有一大把关于他的灵丹妙药的神奇疗效的鉴定证明书。但是，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汉米尔顿先生并非教授；我们亦非轻信的庄稼汉；小说也不是一种疾病。

在英国，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小说称为一种艺术。没有人教我们写小说；讨论问题是我们最通常的动机；而且，虽然那些评论家们也许已经“推论并且规定了小说艺术的普遍准则”，他们不过是像一个很好的女仆那样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无非是在宴会结束之后，把房间收拾打扫一番罢了。评论很少或从未应用于当前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任何优秀的小说家，不论他是死了还是活着，对于这些问题，他总有一些话要说，虽然这话说得十分迂回曲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必要的话，那就是用你自己的眼睛去阅读作品。但是，老实说，汉米尔顿先生已经使我们对于那种说教的风格感到恶心。也许除了ABC那样的基础知识之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必要的，而想到亨利·詹姆斯开始口授他的著作之时甚至连这种基础知识也免除了，这可令人高兴。尽管如此，如果你对于作品有一种自然的鉴赏力，很可能在阅读了《爱玛》之后，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你的头脑里会出现对于简·奥斯丁的艺术的一些反省——一段插曲多么精巧美妙地取代了另外一段；她不用说话，就多么明确地把她要表达的东西表达了出来；因此，当她的富于表现力的语句涌现出来，它是多么令人惊异。在那故事之外，在字里行间，某种小巧玲珑的形态自己浮现了出来。但是，从书本来学习，充其量不过是一件捉摸不定的事情，而那些书本上的教条，是如此含糊暧昧、变化多端，结果你并未把作品划分为“浪漫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远远不是如此，你更加倾向于好像想起活人一样来想起那些作品：十分复杂，十分独特，彼此之间十分不同。但是，对于汉米尔顿先生来说，这样可永远也不行。按照他的说法，每一件艺术品都可以分解开来，每一个部分都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和号码，可以加以分解、再分解，并且标出它们的先后次序，就像我们解剖一只青蛙的内脏一样。这时，我们就学会了如何把它们装配拢来——按照汉米尔顿的说法，我们就学会了如何去写作。错综复杂的情节，主要的关键，详细的分析；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动态和静止的描绘；直接和间接的叙述附带同样的再分解；内涵，注释，个人的平衡，外延；逻辑的连续和年月的顺序——这些就是那只青蛙所有的肢体内脏，并且每一部分都能够进一步加以分解剖析。就以“强调手法”为例。共有十一种强调手法。有结尾部位强调法，开端部位强调法，停顿法，直接比例法，反比例法，重述法，惊奇法，悬念法——你已经厌倦了么？但是请你想一想那些美国人吧。他们已经把一个故事写了十一遍，每一次使用一种不同的强调手法。真的，汉米尔顿先生可给了我们不少关于美国人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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