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张正芳和顾正秋、谭富英唱完一个月的戏，最终选择了再次离开舞台，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天津。这后来的几年时间，对张正芳的人生来说，就像是一头扎进了浑浑噩噩的无形大网、进退两难间，再次经历为艺术而浴火重生的人生历程。

黄家是一个几十口人的老式大家庭。虽然黄先生和原配夫人之间完全没有感情基础，虽然张正芳才是他自己选择的婚姻对象，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严苛的辈分和等级惯例下，这些在现代社会看来“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更难以被那个大家庭接受。

年轻的女人，本来就在那个家庭的最底层；一个自外而来娶进门的戏子，处境更是可想而知。由于原来的夫人将几十口人大家庭的生活照料得也算井井有条，家庭成员们便天然地对一个外来的陌生人保持了敌意。于是，倔强的张正芳咬住牙去吃残渣剩饭，咬住牙每日只睡几小时，咬住牙早晨起床也要给奶奶婆婆倒尿盆……生活上的难处也许可以克服，但各种仪式上、礼仪上体现出来的尊卑上下，却让她无法忍受。过年时的磕头仪式，婆婆让张正芳给丈夫的原配妻子磕头。张正芳没办法，只能磕。磕完后，轮到小辈给长辈磕头，丈夫与原配所生的姑娘给张正芳磕头了，可两个儿子却不肯跪拜，气得张正芳只能跑进厕所关上门哭，心里的委屈无处诉。婆婆在厕所外砸门大喊：“你哭什么，大过年的，你给我出来！要哭上外边哭去，回你娘家哭去！”

如今回忆起来，80多岁的老人虽然仍会感情激动，热泪盈眶，但平静后却这样评价：“我曾经在舞台上的本领到了这样的家庭一点儿用都没有……”张正芳颇有感触地说，其实我不是恨这个人，更不是怪这个家庭，当时的社会里，这一切似乎都那么天经地义、司空见惯。我只是想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已，但在那时，在一个旧式家庭，无论我个人如何努力，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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