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伟大的书，恰如伟人的秉性，可能对别的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它可能剥夺他人原有的品质而代之以它自身的特点。比如说，凡读过卡莱尔论兰姆的文章，没有谁能完全抹去那些话造成的印象，尽管我们更多地用这些言论评判其作者而不是其非议对象。有些沉积下来的印象会一直伴随我们。如果反思一下，有多少男人女人仅仅由于博斯韦尔记录了他们的言行而活在了我们的心目中，会让人感到奇异。两三行这样的文字竟会有生发的力量；从种子能生长出整个形体。普通的英国读者知道巴雷蒂仅仅是因为约翰逊的缘故。“他对意大利的叙述，”约翰逊说，“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而且，先生，我知道没有人在谈话时比巴雷蒂更心高气盛。他的思想极有力量。的确，他只有那么几个手指头，但是他能用这几个指头有力地抓住东西。”照科利森·莫里先生的说法，这可能是个“很好的概括”，不过巴雷蒂实在太有生气了，他性格不能这样被一言蔽之。而且科利森·莫里先生还另得一层便利，即了解意大利那头的故事。

巴雷蒂家族来自皮德蒙特，朱塞佩曾浪漫地吹嘘他的贵族出身。家里想培养他做律师，他在家乡待不住了，于是跑出来见见世面。他曾在米兰、威尼斯和都灵卖文谋生，听差遣写应时的礼仪诗文。然而他的秉性不容易带来成功。他很容易感动，且常常不知分寸，以致某帕拉迪塞太太曾不得不泼茶壶里的滚水喝止他。虎虎的生气和强有力的头脑使他傲慢无礼、咄咄逼人，尽管他的名声还不够大，不足以让人们容忍他的放肆。他认为自己作为年轻作家有责任斥责风行一时的哥尔多尼、阿卡迪亚诗派和意大利素体诗。后来，当考古学红极一时之际，他又宣称古董家应该被通通关进疯人院——他只看到了考古作业学究性的一面，并且，由于想象力的某种缺失，他没有预见到这一学科的前景。在那个年头里，想在写作上获得成功就得小心翼翼。那时和现在一样，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为意大利提供各种读物；因为意大利的每个省份有自己的方言，作家收入十分菲薄，而且他们的文稿要经两位检查官审定。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使他鄙视纯粹的文雅和学问，而他的脾性又使他克制不住要讲出来，意大利可没有位置留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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