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杭勋爵编订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书简的时候有必要提醒读者：这些信绝不适于让幼小者不加选择地阅读。只有“那些判断力业已确定、做人原则业已成熟的人”（勋爵阁下如此写道）才可以安心阅读它们。但是，这话是在1845年说的，而1845年从今天看来已经有点儿遥远了。从我们今天看来，在那个时代，住宅高高大大，却没有浴室设备。人们要等厨娘就寝之后，才能到厨房里去抽烟。客厅里的桌子上摆着来宾签名簿。帷帐非常厚重，女人非常贞洁。然而，18世纪给人的印象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对于我们这些1930年的人来说，它比起维多利亚早期的那些年月，看上去好像反倒不是那么陌生、那么久远。18世纪的文化比起马杭勋爵及其同时代人的文化来说，好像更合理、更完满。在那个时候，至少还有一小部分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按照某些理想标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世界比较狭小，但也比较紧凑；它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准则。当时的诗歌也浸透着这种安全感。我们只要读一读《卷发遇劫记》，就会感到自己置身于这么一个安定而界限分明的时代，它是能产生出杰作名篇来的。我们暗自思量：在这种时代，诗人可以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因此，哪怕是某一位贵妇人梳妆台上的小盒子、小匣子，也都可以变成创作构思中的可靠材料。一局牌戏，夏日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荡舟，都足以唤起我们的美感和事物的变化无常之感，正如我们从直接诉诸我们内心感情的那些诗篇所受到的启发一样。而且，既然诗人可以将自己的全部才华都用来描写一把剪刀、一绺卷发；那么，一位贵族，安然生活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并对其中的价值标准视为理所当然，自然可以为教育自己的儿子制订出一套明确的方案。在那个世界中存在着为我们今天所不具备的明确性和安全感。由于种种原因，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现在阅读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书简尽可不必脸红，或者说，尽管我们有时脸红，那也是因为我们在20世纪读到了某些片断而脸红，而它们在19世纪并不会使马杭勋爵感到什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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