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半夜捉拿革命党人一件事，在成都一般人的生活中间，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要说有点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限于下东大街的长兴店、中东大街的鸿恩店、走马街的保和店、青石桥的永和店、学道街的源泰店和德升店这几家客栈。

据田老兄亲身的调查，据傅樵村到他有来往的官场地方的探询，方弄清楚了那一夜被逮去而确实有名可查的，一共是九个人。杨维、黄方果然是从永和店逮去的；从鸿恩店逮去的，叫张治祥；从保和店逮去的，一个叫王树槐，是武备学堂前几个月才毕业的武学生，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子，叫江竺；从源泰店逮去的，就是向来在茶坊酒店、旁若无人地高谈革命、任何人都可引为同志的黎庆余；从德升店逮去的，是一个陕西人江永成，曾经在警察局当过巡员。此外，还有一个叫张孝先，一个叫吕定芳，却不明白从哪家客栈逮去，据一班账房、幺师说，这两人还时常同一个叫王忠发的人，只是随时肯到各客栈来同那些人吃茶喝酒，有说有笑而已。

人是逮去了，各人的行李东西也拿走了，有的客房搜查了一下，据说，并未曾搜出什么手枪炸弹等凶器，甚至连跑江湖的人所必须携带的解手小刀都没有一把。一般的议论便说：“都是些赤手空拳的斯文人，哪里像造反的，若说这就是革命党，那才活天冤枉哩！”

但在学界里却谣言蜂起了，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说：“要逮人！要逮人！”平日额头上挂着志士招牌的那些人，当然有的请了病假，有的闷声不响，有的甚至逢人就声明：“本人历来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好先生！”可是不假而走的，到底不少，据说连通省师范、连叙属中学的学生，一总算起来，怕不有三四十人？学生们一走，先生们也不免着了慌，也有装病的，也有走的，好多学堂几乎都陷入半停顿的状况。这时，高等学堂总理胡雨岚，因为是翰林院编修，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又到日本和美国去考察过，在四川开办学堂，又是奉有特旨的；平日同四川总督不仅是平等来往，而且还受着总督的相当尊敬。他因此就出头说话了。他相信四川也有革命党，但他不相信四川的革命党就和广东、湖南两省的一样，也不相信就是孙文、黄兴的党徒。他说，对付四川的革命党最好的方法，只在于各地官吏实心奉行新政，政治一清明，民智一开通，革命党自就可以消灭于无形。他也相信这次在成都所逮的人中，或许也有所谓革命党，但他却怀疑未必便是首要，也未必便是其中的破坏分子，或什么暴徒。他认为多半是一些求治心切、不识大体的青年，“性情浮躁，罔识忌讳则有之；倘能加以陶熔教诲，说不定还是国家的人才哩！”因而他对于已经逮去的那些人，不主张按照大逆不道的罪名办理，对于谣言所传的有人打算把案情扩大，不但想借此要在学界中来多逮些人，借此把嚣张可恨的学界打击一下，借此把平日看不顺眼的人收拾几个，甚至还想借此机会多开保案，多升几个官，多记几次功，他更是大骂起来。他骂：“这一些过场，都是王棪那个狗头搞出来的！他眼睛红了，他良心黑了，也想拿四川读书人的血来染红他的顶子吗？好吧！他有胆量，叫他只管搞！我却有本事先去质问赵季和。不然的话，我还可以呈请都察院代奏，参他狗头的官！叫他连一个知县前程尚保不牢靠！那时，大家扯破了脸，我拼着到北京跑一趟打京控，倒要看他狗头的脚肚子到底有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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