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苏联之前我就写道：

我认为，作家的价值同激励他的革命力量相关联，更确切地说（我毕竟不是那么狂热，仅仅认同左派作家的艺术价值），同他的对立力量相关联。这种对立的力量，既存在于博絮埃、夏多布里昂身上，或者今天的克洛岱尔身上，也存在于莫里哀、伏尔泰、雨果，以及许多作家身上。在我们这种社会形态中，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艺术家，基本上是不安分的，总要逆潮流而动。但丁、塞万提斯、易卜生、果戈理……无不如此。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似乎情况不同了，关于这一点，约翰·阿丁顿·塞蒙德讲得精彩：“那个时代的戏剧艺术之所以达到那样高度……恰恰是因为他们（作者）的生活和写作，同全体人民心心相印。”索福克勒斯恐怕也不是这样，荷马则肯定不是，我们觉得，希腊是通过他的口在歌唱。也许再也不逆潮流而动了，有朝一日……恰恰是这种前景，将我们充满疑虑的目光引向苏联： 革命的胜利，就要促使其艺术家随波逐流了吗？因为，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消除了艺术家抗议的一切动因，又该是什么局面呢？艺术家不必再起而抗争，那么除了随波逐流，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当然，只要还有斗争，只要还没有完全确保胜利，艺术家就可以描绘这种斗争，就可以参加战斗，为胜利贡献力量。但是，胜利之后……

我前往苏联之前，就思考这样的问题。

“您要明白，”X向我解释说，“这绝不再是公众所要求的，绝不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他写过一出芭蕾舞剧，非常出色，也非常引人注目。（‘他’，是指肖斯塔科维奇，有些人向我谈起他时，那种溢美之词纯粹是给予天才的。）可是，民众听完一出歌剧，出了剧院连一支曲调都哼不上来，还要那歌剧干什么呢？（什么！他们居然到了那种地步！其实，X本人也是艺术家，艺术造诣很高，此前他向我讲的话一直很有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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