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很早了。早在这个小城还完全是另一个小城的时候。早在它还有它自己的样子，还没有跟其他川滇交界的所有小城变得一模一样的时候。

早在电线杆上尚未出现诸如“离休名军医专治梅毒、淋病”此类广告的时候；早在街两边的铺面房还在卖“干鲜鸡棕”“糕饼香烟”“文具百货”，而不是伺候人的头发、指甲、脚板和其他什么不可招贴的部位的时候。

比第一辆宝蓝色“雅马哈”摩托一路大声吼唱“……旧船票……登上你的客船”还要早。

早到了万红军帽下还支出两支小刷把的时候。万红跟所有护校毕业生没什么区别，单薄干净，军装在身上打飘。

这个跳下军用吉普、背上背着洗白的军用棉被、手上拎一个网兜的年轻女兵就是后来颇有名望的特别护士万红。她顺着小城的“人民大街”朝西走。人们坐在昏暗的铺子里，目光跟着她从东往西，走了过去。走过裹在“茶尔瓦”里蹲着睡午觉的彝族老乡时，她脚步从进行曲节奏变成慢四拍。这个小县城的人把顺眼悦目的女子叫成“乖”。据说“乖”字是舶来的—半个多世纪前，一帮成都来的女学生随她们的洋教父来此地传教时把这个褒义词带到此地。因而护校毕业生万红一尘不染的小样儿，被此地人夸成“好乖哟！”他们心里没有“美丽”“动人”“漂亮”这类扁平的词汇，它们因为被太长久太多次地夹在书里，摆在纸上而扁平。

万红走进了陆军第56野战医院。她在进入那昏暗的阴凉之前仰起头，看了看这座鹤立鸡群的建筑。它过去是个教堂，修长的钟塔哑了多年。那个大钟口腔内空空荡荡，城关镇的辣椒作坊里捣辣椒的铜杵便是钟舌。院墙束缚不住的狂热的攀枝花和沉暗老旧的灰色钟楼各管各地存在，都好看，却你是你我是我。她被一名警卫兵挡在拱门外。她从斜挎在肩上的黄帆布挎包里拿出一张介绍信。她没有话，也没有表情，还在看院墙外火光冲天的攀枝花。介绍信上说她是成绩优异的护校毕业生，说她十九岁。哨兵持半自动步枪，上着刺刀，刀尖和他太阳穴平齐。他“咔”地来了个持枪礼，矮墩墩的全身肃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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