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看见一只垂死的动物会感到恐怖，因为一个同样有生命的东西在他眼前渐渐死亡，就要不再存在。但如果垂死的是一个人，一个心爱的人，那么，除了恐怖之外，面对着生命的灭亡，你会感到肝肠寸断，心如刀剜。这种心灵上的创伤就像肉体上的创伤一样，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总是很疼，最怕外界的刺激。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雅公爵小姐都有这种感觉。她们意气消沉，回避悬在头上的阴森森的死亡乌云，不敢正视人生。她们小心翼翼地保护尚未愈合的创伤，不让它受到痛苦的碰撞。不论是街上疾驰而过的马车，还是开饭的通知，或是使女准备什么衣服的请示，尤其是并无诚意的敷衍性同情，这一切都会刺痛伤口，好像一种侮辱，破坏她们谛听那严峻的无声合唱所需要的宁静，妨碍她们遥望刹那间展现在面前的虚无缥缈的远方。

只有她们两人在一起才不感到屈辱和难堪。她们难得谈话，即使谈，也只谈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她们避免谈未来的事。

如果承认还会有未来，她们认为就是对纪念他的亵渎。凡是可能涉及死者的事，她们谈话时尤其注意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和感受的往事无法用语言表达。她们觉得，任何提到他生活细节的话，都会损害眼前展现的神秘现象的伟大和圣洁。

经常保持缄默，尽量避免可能使人想起他的话，处处不逾越禁忌的界限，这样，她们就觉得她们的感受更加纯洁和鲜明。

不过，天下没有十足的悲哀，就像没有十足的快乐一样。玛丽雅公爵小姐既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又是侄子的监护人和教师，两星期后她首先被现实生活从悲哀中召唤出来。她收到一些家信，需要回复；小尼古拉住的屋子潮湿，使他咳嗽起来。阿尔巴端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账目，并劝她搬回莫斯科伏兹德维任卡街的住宅。这所住宅完整无损，只要稍加修缮就可居住。生活并没有停止，大家还要活下去。就玛丽雅公爵小姐来说，尽管离开那沉思默想的世界非常痛苦，撇下娜塔莎一个人感到内疚，她还是不得不去处理一系列生活琐事。她同阿尔巴端奇一起检查账目，同德萨尔讨论侄子的教育问题，并就搬回莫斯科一事作了安排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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