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

一九六三年二月，不满十九岁的我第一次到北京；回到长沙后，根据所得素材写下短篇小说《浪花》。我发现这篇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流传出去便无法收回，只得一遍遍地写。每次重写实际上也是改写，由短篇渐成中篇，标题也先后改为《香山叶正红》和《归来》。作品通过一个缠绵几十年的爱情故事，热情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突出歌颂周恩来总理。

作品是作者思想立场的反映，《归来》也不例外。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地保持着独立思考，有意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革”开始后，我仍在一遍遍地写，“对着干”的意味更加强烈。“文革”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归来》所宣扬的政治理念和所渲染的情感世界。于是，“文革”高潮中写成的一九七〇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其中一本失去封面的传到了北京，被那里的热心读者取名《第二次握手》，并开始以这个新书名向全国“辐射”。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第二次握手》传抄的反映，指名要了一本去看，并于十月十四日“指示”：“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当时的姚文元虽然位居政治局委员和意识形态总管，却并未直接掌握“专政工具”；所以，还得“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公安部门”立即闻风而动，竭力效命，从北京查到湖南。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我在“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七天后的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直指作品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明“公安部门”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我因此被“内定”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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