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年来，在鸦片战争史的述说和研究中，杨芳和奕山，大多是以丑角的面目出现的。虽说他们在捏谎方面，也确实与小丑无异；但将他们的失败，归结于好色、贪货、抗敌意志不坚定等道德上的非难，或称之为愚笨、失措、临机处置能力差等智商上的缺陷，就使得人们长久地未究诘事理，幻想着制“夷”的英雄。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并没有因为杨芳—义律停战协定、奕山—义律停战协定而明朗。

但是，同在东南的福建和浙江，情况就不同了。

在陶澎故去，林则徐、琦善、伊里布、邓廷桢先后斥革之后，道光帝大胆使用新人。邓廷桢的闽浙总督的职位，由颜伯焘继任；伊里布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官差，由裕谦接手。道光帝恐颜伯焘难以顾及闽、浙两省的千里海防线，便命裕谦常驻浙江、兼顾江苏，为颜伯焘分担责任。

作为新进的颜、裕二氏，于1841年初走马上任，一位坐镇厦门，一位长驻镇海，皆为军事要地。他们的抗战言论最坚决，在一班力主“剿夷”的官吏士子中，深孚清望。他们的筹防措施最彻底，分别在其防区，建起了坚固无比的壁垒。他们是道光帝以及朝野官绅心目中的长城。

但是，当英国的军舰鼓浪而来时，东南的壁垒倾塌了。

知道历史结论的后人，有幸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1841年初，当琦善在交涉中的懦怯激起身居京师的道光帝的不满，圣旨中叠受训斥时，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正在为义律的低姿态外交而光火，训令中狠狠批责。琦善因英军强占香港而革职抄家锁京，而英军此举的所谓依据——并不能成立的《初步协定》，也使得义律丢官卸职。如果不计较广州至北京、澳门至伦敦的地理因素而造成的通信时间的差异，那么，可以说，琦善和义律是因同一原因、在同一时间分别被各自背后的主子罢免的。若非伦敦比北京更远，杨芳和奕山面前的对手，就不再是这位义律，而是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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