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没从父母身边离开过。除了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跟奶奶去过两次昆明，就是高一那回军训在房山待了两周。上大学后倒是住宿，但首师大离家里就五六站地，我每个周末都和宿舍里的老七秋秋一起骑车回家——她住在新街口——就跟中学阶段跟毛萍一起骑车回家的感觉差不多。爸爸和妈妈时常笑我是离不开家长的“大个子小企鹅”——小企鹅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阶段，个头看过去比父母还要大，但其实是披着一身咋咋呼呼的茸毛，本身还很幼稚。没想到，大一的寒假刚刚到来，妈妈竟然告诉我，她要去广州工作了。

她和爸爸告诉我，当时家里正在面临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

原来，我“高四”那年，看到我的复读平静又顺畅，奶奶这边身体又很健康，老爸一时松了心，开始雄心勃勃地开辟起“新财路”。他所谓的“财路”就是炒股，他太急于给我和妈妈弄点儿钱了。可惜，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股民90%都是巨亏惨亏往死了亏，老爸这个傻傻的大匹诺曹能躲过这一劫吗？

一开始那会儿，他运气好像还不错，在牛市里赚了点儿小钱。有几次我课间休息到教室外面晒太阳聊天，还遇见爸爸骑车去证券公司路过复读班的门口。每回他都美滋滋地跟我打招呼，还习惯性地嘱咐我：“闺女，抓紧啊。”但好景不常，熊市开始，爸爸被套牢了，他又舍不得妈妈挣的那些血汗钱，结果越亏越多。就这样，爸爸继从国家大机关干部队伍跌落到下岗大军里去之后，又“再接再厉”往下跌，落到血本无归的炒股军团里去了。

而妈妈那边，工作也并不是一路顺利。我高二的时候，妈妈的单位进行了大裁员，她因为中午经常组织同事跳健美操，被新上司盯上了，被列在“第一批裁员目标”的名单里。当时爸爸已经失去了工作，全家的经济重担都压在妈妈一个人的肩膀上，如果她也下岗，家里正常的生活条件就无法维持了。流过泪之后，妈妈开始活动，她找到高层领导，说明家庭的困境，拿出自己十几年来优秀的绩效考评，问领导为什么要第一批辞退她这样业绩拔尖的员工？在妈妈的努力下，工作保住了，但是她被分配到一些小而偏的项目组里，工资也有所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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