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元旦，陪都重庆。

为加强抗战后方的纵深，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西康省位于川藏之间，分康定、雅安和西昌三个区，辖区面积相当于五个浙江省。被任命的西康省政府主席，是与蒋介石有着很深隔阂的川军首领刘文辉。为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抗战，刘文辉特地把雅安最宽的一条街命名为“中正街”。人烟稀少的西康省，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少数民族多数是康巴人。在当时的中国，没多少人清楚西康到底是什么样地方，只是其省会康定后来却为国人熟知——因为那首“张家大哥”爱上了“李家大姐”的《康定情歌》脍炙人口。

执政的国民党人，自一九三九年初开始，按照军事委员会的说法，即抗战的“第二期”开始时，竟然发现政府已经没钱了。

抗战近二十个月，国民政府丢掉了二十五个主要城市，几乎涵盖中国所有的物产精华地区。农作物丰产区以及工矿企业集中地相继落入日军之手，使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受到极大打击；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工矿企业虽向后方转移了大部，但原材料供应短缺、生产设备陈旧以及技术工人的缺乏，使得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急剧萎缩。国民政府的税制中没有所得税，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海关，但沿海的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汕头、南通、宁波等重要海关丢失后，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少损失一半以上。蒋介石曾经说过，全国只要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不丢，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但是，不知他说这话时，是否考虑到了作为一届政府支撑一场战争的财政能力。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支出却大幅上升。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飞机、油料等主要军事物资都要依赖进口，世界上所有的军火商都认为此时的中国是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于是国外黑心的军火商人与国内承办军需的官吏勾结在一起，导致国民政府的军火采购黑幕重重，每一发子弹和每一颗炮弹都贵得吓人。武汉失守后，中国军队尚有三百万官兵位于前方，后方训练中的壮丁也有一千一百万，仅吃穿这一项，养活所有现役和非现役的官兵每一天都是一笔惊人的开销。况且，在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土上，还有数量惊人的难民需要政府救济，还有涌向云、贵、川三省的数量可观的教授、教员和学生需要政府资助——中国自民国以来就有把教师纳入高薪收入阶层的惯例，但本身已处在颠沛流离中的国家教育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大洋既能供发放又能供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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