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一开年，便发生了一件怪事：汪精卫宣布他的“国民政府”向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宣战。

自此，重庆和南京，一真一伪的两个国民政府，分别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轴心国对立阵营的行列。

且不说一个投降于侵略者的傀儡政权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宣战”是多么的荒谬，仅就汪精卫在他的日本主子已显露出颓势之际突然跳出来向世界叫嚣的这一举动，便着实有些怪异。而日本人同意汪精卫“宣战”的目的很明确，即通过伪国民政府在中国掠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支撑战场遍及整个南太平洋的大规模战争——“国府参战之实质”在于“大东亚战力的培养”，当然不可能要求汪精卫“派兵到第一线去，前线的武力战争依然不能不成为日本的单独战争，而如果没有大东亚战力的培养，则长期的武力将发生困难，这种大的使命应由国民政府负担起来”。

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后，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连续召开三次联席会议，紧急磋商对策。日本人的估计是：美英将密切合作，加强对日攻势作战，这种攻势作战将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达到高潮。鉴于同盟国在战场态势上逐渐好转，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将更“确信美、英会获得最后胜利”，因此决不会“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时，由于得到同盟国的援助，中国的抗战力量会进一步加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将更加困难。

如何从“永无尽期”的中国战场上解脱出来，这是一个仍未解决却愈发迫切的老问题。东京大本营想到了“民心”二字——争取中国民心的支持以达到中日两国“通力合作”的目的——对于这一想法，侵华日军的将领们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对占领区实情和国民政府实体全然没有认识的空谈泛论”。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重光葵的看法是，日本在中国根本无从谈论民心问题：“日本怎么能一方面把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当作殖民地对待，一方面却号召结束殖民主义？”于是，东京的联席会议把“中国的民心”圈定出一个范围，那就是“当今的国民政府”，即汪精卫伪政府的“民心”——“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地依存于美英，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落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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