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段祺瑞到清江任职的第二年，他终于感受到了暗潮涌动下局势的显著变化。

首先是爆发于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已经足够令清廷感到不安：“倘不严加防缉，诚恐酿成大变，不可收拾。”

当年9月，四川发生保路风潮。四川总督赵尔丰倒是“严加防缉”了，但严得又过了头，结果酿成流血事件。潜伏于四川的革命党人乘机发难，连陷数十郡县。

天下未乱蜀先乱，袁世凯所预言的“合久必分”终于露出了苗头。作为一波波大浪顶峰的，则是10月10日革命党人所策动的武昌起义。至12日，起义军已光复武汉三镇，天下为之震动。

清廷立即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派谁出征为好。

在满洲贵胄中，铁良、良弼均被称为清季干将，但良弼年轻，资历和地位也较低，只有铁良才具备“帅”的各方面条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也确实常被人称为“大帅”。

从慈禧太后决定编练新军起，铁良即奉旨与袁世凯共同主持练兵事宜。当时袁为主，铁为铺，练兵处办事人员都称袁世凯为“宫保”（袁世凯曾被封为“太子少保”），称铁良为“大帅”。

如果单评政绩，铁良给袁世凯做副手都很勉强。不过依照清廷一向的规矩，凡是满人中具备办事能力，头脑比较清楚，同时又官至二品的官吏，其得到信任和被迁擢重用的机会都要比汉官来得容易得多。在慈禧的信任赏识下，铁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历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名位几乎可与袁世凯平起平坐。

练兵的时候，大权归属袁世凯，铁良尚对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等到“宫保”、“大帅”能面对面坐下了，他就不这么好说话了。围绕着北洋新军的使用，铁良时时以陆军部的命令与袁对抗，令袁很难堪。二人矛盾逐渐明朗化，铁良也由此成为满人“中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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