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战”开始时，大家都还押不准到底谁输谁赢。进入1917年，当“一战”的对立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美国参战就表明大战已近尾声，鹿死谁手变得非常清楚了。段祺瑞认为，要使山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就必须有机会参与战后的和会，从而与日本争夺失去的权益。

即便不考虑山东问题，中国继续保持中立也不明智，因为“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中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民初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世界列强所看不起的国家。尽管客观地讲，以彼时中国的实力，一旦宣战，根本不可能耗费大量金钱，或者派大批军队到国外去作战，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列强对中国的看法，可是国际地位及权利总有望得到提高，也有分享战胜国所应享有利益的希望。

除此以外，段祺瑞还有经济上的其他盘算。“一战”爆发后，德国成为与银行团其他成员对峙的力量，五国银行团实际成了四国银行团（英法日俄），第二笔善后借款也告吹了。倘若不是袁世凯整顿财政，加强税收，并发行国内公债，政府差点就维持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护国战争“耗费国帑甚巨”，而地方上本来应解送中央的税款，也被各省截留。发行内债吧，旧债尚未整理完毕，续募新债自然无人搭理。

民初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代理国库，但自袁世凯称帝，两家银行一共仅剩下两千万元的现金，为维持军政费用，只得停止汇兑，也就是说它们发行的纸币不能再与现银同价流通使用。加上投机商人操纵其间，纸币价格时涨时落，老百姓受损颇巨，以至于“手持国币不能买斗米升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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