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就任总统后，即授命钱能训组阁。1918年12月1日，中国政府应协约国之邀，派出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

当时海上交通困难，欧亚航线班轮稀少，代表团必须先出山海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再从日本登轮去巴黎。可是在离开日本登轮时，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陆徵祥却发现丢了一个公文箱，里面装的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

陆徵祥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外交人才，只不过是“大礼官的材料”。现在这种评价似乎又得到了进一步确证，加上陆徵祥又是“中日民四条约”的签字者，引得国内舆论对其更加不满。

陆徵祥出国后，外交次长陈箓代行部务。陈箓资历甚浅，社会声望不高，被认为也不足以应付局势。于是在梁启超等人的建议下，徐世昌便在总统府另外设置了一个外交委员会，用以制定和会的相应政策。

中国代表团到巴黎不久就遭遇了困境——日本代表依据“一战”初期与英、俄、法、意达成的谅解，向和会递交提案，要求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代表同时声明，如不照此案解决，日本将拒绝签和约。

日本人一撒娇，主导和会的大国立即做出让步。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巨头拟定《凡尔赛条约》三条款，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全部让与日本。

中国对于恢复山东主权的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陆徵祥也考虑过不签和约，将来与德国直接进行交涉，可是他又对此没有把握，于是便致电北京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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