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毓隽重提的联孙话题，段祺瑞深以为然，遂再次派人敦请孙中山早日入京。1924年12月31日，已在途中身染重病的孙中山应邀扶病入京。第二天，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同时电邀孙中山、黎元洪以及在京的国民党人参加。

按照“三元老方案”，应该是先开国是会议，再讨论就职，现在段祺瑞却是以执政的身份主持会议，而且孙中山随后对会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未被段祺瑞所接受。孙中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除他自己拒绝与会外，同时命令国民党人一律不参加会议。黎元洪和西南要人也都以拒绝与会作为抵制。

因为到会人数不足，善后会议被迫拖了两周时间才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虽然段祺瑞的执政地位通过这次会议获得了法律依据，但他的两大愿望都落空了，既不能与国民党顺利合作，也无法取得西南诸侯的支持。

抛去西南方面不谈，孙、段其实从根子上就无法融合。孙中山是革命领袖，他的那套三民主义及其三大政策，与整个北洋系都格格不入。段祺瑞作为北洋领袖，本身就自有一套，当然更无法接受和吸收孙中山所提出的东西。

自孙、段以下，情形也是如此：一般段派人员基于南北成见，对国民党人不能推诚相见，而国民党人对段政府同样猜疑加指责，始终不能信任。

随孙中山一同进京的汪精卫曾到段公馆与段祺瑞见面，但却话不投机，越说越拧。双方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弄得很不痛快。

也许求同存异的唯一办法，就是双方领袖能够坐下来面对面地认真地谈一谈，但自孙中山到京后，孙、段始终未能正式会晤。某次，有人问随孙中山一同进京的汪精卫：“先生（孙中山）北来，老段有没有拜会过先生？”汪精卫回答：“这个契弟（汪的口头禅，用以指代他所不喜欢的人）怎会来看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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