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已经回来了。当初出国时，他对考察活动有着通盘考虑。他先是单人独骑到法国，接着又与在国内组织的考察团会合于巴黎。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有一些是他亲自挑选的西北军旧部，异国相逢，令徐树铮非常高兴。

旧部们眼中的“又公”（对徐树铮的尊称），一头短发已呈灰白色，然而壮志未泯。他对待考察团就和培训西北军一样认真，早餐之后就给大家讲孟子。当时孔孟学说在中国国内除了一些遗老或学者外，已没有什么人提及。徐树铮坚持要这么做，源于他自己日益形成的治国理念：中国已“衰敝之极”，必须通过尊经来提高国人素养，除此之外，“别无返魂之药，足续垂绝之气”。

讲完孟子，他再指定当天考察的日程。按照徐树铮的要求，每个人在考察过程中都要记笔记，回来之后还要写日记，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想，第二天再交由徐树铮批阅。

徐树铮的这种努力，与法国外交部司长柏里索的意见倒有合拍之处。柏里索当过袁世凯的顾问，他在中国时间很长，对中国国情也比较熟悉。他有一次对考察团的成员说：“中国革命后，太无纲纪，不学无术者竟占据要津。中国不是无希望的，可惜在上者毫无治国之法。”

柏里索或许对徐树铮一行寄以希望，但大多数外国人却不这么看。当时中国派往外国的考察团太多了，说是考察团不如说是观光旅游团更为恰当。老外们看在眼里，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徐树铮的考察团也是如此，“没目的，没计划，玩一趟回去，能够有什么作用？”

出面接待考察团的各国官员出于礼貌，当面总会说一些好话，比如“中国派遣专使得人”、“此次出洋考察，获益必多”，等等，可他们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些类似的批评。至于各国民众和舆论，因为没有官员们这些顾虑，便往往直接采取讪笑和鄙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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