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变法的问题上，

与王安石和司马光相比，

苏轼要算客观冷静的。

然而他的诗人气质，

却让他差一点就万劫不复。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被捕，罪名诽谤。

逮捕令是神宗皇帝亲自签署的，专案组则由言谏机关的长官知谏院张璪（读如早）和监察机关的长官御史中丞李定负责。皇帝还批示，由御史台选派朝臣一人前往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将时任知州的苏轼捉拿归案。

敕令一出，如雷霆霹雳，不及掩耳。

御史台选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不敢怠慢，带着一个儿子两个法警立即出发，日夜兼程。驸马都尉王诜（读如身）也不敢大意，马上派人通过苏辙给苏轼通风报信。两拨人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幸亏苍天有眼，皇甫遵因为儿子生病在路上耽误了半天，猝不及防的苏轼总算有了思想准备。

没过多久，皇甫遵也到了。

皇甫遵到达湖州之后，便径直走进州衙。这位钦差大臣全身官服手持笏板站在庭院里，两个法警白巾青衣一左一右护卫在旁。他们俩左顾右盼面目狰狞，不知道要干什么。

来者不善，苏轼吓得不敢出门。

这时知州的职权已由通判祖无颇代行。祖无颇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出去见他。

苏轼问：那我穿什么衣服？

祖无颇说：还没定罪，当然穿官服。

苏轼便也一身官服手持笏板走到庭院站定，祖无颇率领州衙其他吏员戴着头巾站在背后。一眼望去，但见两个法警怀里鼓鼓囊囊，看起来像是匕首，后来才知道是公文。

皇甫遵却半天不开口，只是盯着苏轼看。

苏轼被看得心里发毛，便硬着头皮对皇甫遵说：轼近来得罪颇多，看来今天是要赐死。君要臣死，臣不敢辞。只是恳请钦差法外开恩，让苏轼回去与家人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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