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那个冬天真冷，是一种阴湿的能渗到人骨头缝里的冷。虽然看不到飘飞的大雪和满地冰霜，但阴冷确凿地充斥了监狱高墙内的每一寸空间，它带来的战栗和不安总也挣脱不掉。因此，季伯舜牢牢记住了那个冬天。

在那个冬天里，季伯舜披着一条深灰色满是血污的破线毯，呆呆地坐在牢房门口的铺板上，如同一截连根拔起的枯树墩。身上很痛，脸孔肿胀了许多，右手的食指也骨折了，是原来同牢的刑事犯们在牢头的指使下干的。他们根据牢里不成文的规矩，问季伯舜要孝敬钱，季伯舜没有，季伯舜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那些人就打他。后来，季伯舜不得不向监狱当局提出抗议，狱方才把他调到了这间狭小阴暗的三人牢房里。刚来时，牢房里关了两个人，一个是死囚，带着重镣，第二天就被押赴刑场枪毙了，死者叫什么名字，季伯舜一直都不知道。另一个是知道的，叫钱奋启，四十余岁，是上海的一个中学教师，共产党员，被判了十五年。钱奋启这人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面孔同狱为伴，季伯舜不用再担心挨打、受欺负了，才有了平安度过这段牢狱生涯的可能性。

然而，避开了大牢房刑事犯热辣辣的拳脚，寒冷便一阵阵袭来了。不知咋的，季伯舜总觉着这三人牢房比那间关了二十五人的大牢房要冷得多。那间大牢房门冲正南，尽管有走廊的阻隔，同样射不进一线阳光，却不像这间朝北的小牢房这么阴。晒不到太阳，能看到白灿灿的阳光也会生出温暖来，更何况人多也会增加些暖意。

寒冷带来了更多的忧愤。那天，季伯舜把披在身上的线毯紧紧裹着，愤愤地想：万没料到，底层民众会如此愚昧，不是挨了这许多拳脚，他真不敢相信这严酷的事实。说良心话，对大牢房里关押的那些窃贼、强盗、刑事犯们，他原是充满同情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季伯舜认为他们是不堪社会的压迫、剥削，才铤而走险的。他并不认为他们是犯人，就像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犯人一样。而他们却打了他，打了一个为他们的利益而拼搏奋斗的忠诚的战士，这是叫人寒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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