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再想想，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尽管那年冬天没找到党组织，而找到了托派的汪明泉，从根本上说，也还是有意义的。郜明认为，和汪明泉的接触，向他提供了一种经验，使得他后来在上海国民党监狱里见到老熟人季伯舜，听季伯舜大谈托洛茨基时，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陌生了。

郜明没想到会在狱中见到季伯舜，也没想到季伯舜会堕落成托派分子。能在那黑暗而狭小的天地里遇上一个老朋友、老同志，他是十分激动的。他和季伯舜谈往昔，谈清浦，谈1925年那个逃亡的早晨，时间仿佛一下子倒退了十年，他恍惚又回到了清浦威廉大街125号的客厅。世界在那一瞬间显得那么美好——尽管身陷囹圄，郜明依然觉着世界十分美好。

被捕那年，郜明已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凌凤也入党了。他们夫妇参加领导了北平和郊县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身份暴露，奉命撤往上海。他是到了上海三个月后被捕的，罪名是组织赤色读书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因为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一开始只判了他三年徒刑。三年徒刑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若是在1925年那个早晨或1931年的那个夜间被捕，他是极有可能掉脑袋的。掉脑袋的事他都不怕，三年徒刑就更不可怕了。判决后一走进监狱，他就把未来的三年视作人生旅途上的一次意外休假了。他没料到休假的兴致会被季伯舜破坏掉。

在头一天见面的谈话中，狡诈的季伯舜并没暴露自己的反动托派身份，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一味和他套近乎，大谈革命，好像他比任何人都革命似的。这个反革命托派分子还似乎无意地问他，现在在干什么，因为什么被捕？他幸好没说，如果说了，只怕改判的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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