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军警当局特别执法队冲进监狱的那天夜里，战火烧到了清浦。日军两个师团东西共进，向清浦发动了猛烈进攻。驻守市区的国军大部队奉命北撤，市内的警备部队仅做了一些象征性抵抗，也匆忙撤走了。市府、市党部的达官显贵们走得更早，日机袭城期间就一个个不见了影子。警备司令部的刘司令在率部撤走前，给抗日救国团留下了最后一道命令：要救国团于清浦守不住时伺机进行游击战。游击战还真展开了。清浦沦陷第三天，抗日救国团就会同郊县红枪会武装和地方农民武装，在城外的钱家楼和日本人认真打了一仗，他和安忠良都参加了。

那一仗打得很惨，郜明亲眼看到红枪会的农民兄弟在日军机枪的扫射下一片片倒下。亲眼看到一颗颗炮弹在他身边的人群中落下，炸得许多人血肉横飞。那时候，他和安忠良都还没有军事斗争经验，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凭着热血和勇气支撑起来的人海战术，对武装精良的日军来说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可这惨败的一仗却是值得记住的，也是极有意义的。从攥着驳壳枪率部开进钱家楼起，郜明走进了武装斗争的行列，从而在其革命履历上写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页。

钱家楼之战失败后，救国团和红枪会残部被日军一路追赶退进了山里，以后又撤到了北溪河游击区。游击区当时共四个县十二个镇，日军占了一县八镇，建立了伪政权。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除维持各县原政府机构外，又增设了一个统管四县军政的联县政府，安忠良被委任为联县县长兼游击督导处最高长官。

撤到北溪河后，国共合作只保持了个名义，事实上大家都分道扬镳了，安忠良的联县县长兼游击司令的地位是很不稳的。当时，救国团和红枪会残部分化成了三股势力。一股以郜明和共产党员鲁文轩为首，在救国团三、四、七分团的基础上，扩充发展成了拥有千余号人的北溪河抗日游击队。一股以国民党宪兵营长刘克敏为首，在救国团一、二分团的底子上，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和红枪会大部分成员，演变成了北溪河忠义救亡军，后被战区长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游击常备第七旅。另一帮人到北溪河没多久就投奔了当地的土匪司令岳雨生，变成了岳雨生的抗日救国安乡保民军。三支武装力量从开始独立的那天起就摩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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