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昨天是难以忘却的。华荧山脚下的枪声并没有最后消除郜明对昨天的记忆——不是不想消除，而是消除不了。安忠良死了，他的妻子唐娟还活着。有一次他无意中在被拘押的反革命分子名单上发现了她的名字，当即叫人核查汇报，后来还在汇报材料上作过批示。事过多年了，如今再回忆具体批了些啥，已记不清了，他在后来的岁月中做过的批示太多了，再好的脑子也难得记下来。好在那内容还大致记得，大抵是说明唐娟其人虽系安忠良之妻，有知情不报，窝藏反革命之罪，但当年曾掩护我党同志，在历史上做过好事，应予释放之类的话吧。

批示做过之后，唐娟好像是放了，至少后来放了，仿佛全家迁离了清浦，回安徽农村老家去了。如果唐娟熬过了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改革开放后至少会有一个不愁温饱的晚年吧？却也说不准，一场场政治运动不说，三年“自然灾害”就够她受的，安徽可是重灾区啊！

昨天的记忆并不仅仅滞留在唐娟一人身上。后来的几年，郜明一直置身于清浦，每天都和旧有的景状谋面，威廉大街还在，125号还在，大教堂还在，昨天的痕迹也就无时无刻不触起他刻骨铭心的记忆。更何况，除了唐娟之外，经历过1925年那个早晨的季伯舜和郑少白都还活着，他怎么可能真正忘却呢？

郜明到狱中看过季伯舜，也在被欺骗之中和郑少白共过几年事。这两个人和安忠良一样，都在脱离那个早晨以后堕落了。季伯舜这个政治疯子面对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依然死抱着托洛茨基的超革命理论教条不放。郑少白则早在30年代就出卖同志，当了无耻的叛徒。他们共同拥有的那个早晨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就失落了，记忆中的昨天充满了哀伤。这哀伤的感情无疑是有害的，也是危险的，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风雨洗礼的他实在不该再保持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脉脉温情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他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理由沉湎在那些逝去的时光中期期艾艾——党不允许他这样做，党需要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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