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政治动荡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性抉择，是就此闭关锁国，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还是坚持时代进步的方向，继续实行这场关乎民族复兴的伟大改革？代表着两种不同抉择的政治社会力量空前未有地公然对峙起来。这是中国改革最困难的时候，这种困难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一九八九年的宁川也面临着历史性抉择，在如此复杂而风险莫测的背景下，是观望等待，跟在平州后面亦步亦趋地学走路；还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根据宁川本身的客观情况，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白天明上任后一直在思索，赵安邦也在思索。

有一件事，赵安邦记得很清楚：那年五月底，北京的政治风波已波及到了宁川，二人到宁川大学和请愿的大学生对话途中，白天明还绕道牛山半岛，到海沧村看地形。在那种情况下，白天明心里琢磨的头等大事仍是如何为宁川摸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牛山半岛的全岛大开发已经成熟于胸了。对动荡局势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白天明是有预感的，私下里曾不止一次和他说过：“我担心这些学生娃娃好心办坏事啊，搞不好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丧送掉我们这场改革实践！”

白天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颇有先见之明。北京的政治风波平息后，僵化保守的势力又有了市场，反对和平演变的调门越来越高，形势急转直下，举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省内有些同志也趁机搞起了秋后算账，人前背后点名道姓说他和白天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文山市委书记陈同和的上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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