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上大学四年级的秋天，教授布置了实习，让班里的同学分组，进行小型贸易项目的实际操作。我加入的项目组共有七人，每人入股三千欧元，除去一千欧元的办公费用，还有两万块。我们要用这两万块运作六个月，看一下最后的利润可以达到多少。

经过两个星期的调研，我们选择了一种在新西兰生产的食品增稠剂，因为它是新的专利产品，同类产品在法国和新西兰的差价达到了十倍。我们觉得这个赚头比较大，也许可以下手。

摆在眼前的问题有两个：因为是食品添加剂的新产品，它能不能获准进入欧盟市场需要进行认证。法国买家强调，货他们可以要，但是认证过程及其中产生的费用必须由我们负责。第二个是一个传统问题，新西兰卖家的最低发货量要求达到五万欧元，买家一定要货到付款。我们的启动资金根本不够。

这时候，项目组内部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另寻其他商品，如果不是食品方面的进口货物，那么欧盟的控制和质检体系相对没有那么严格；还有就是他们不同意追加投资，两万到五万，增加了一倍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我们是在课后开会讨论这件事的，有人反对，有人赞成，但是主张换项目的同学占了多数。我心里其实不太服气，我觉得选中一个不错的项目不容易，不应该轻易放弃，即使我们立即换了别的产品来做，必然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难道到时候再换阵地吗？但是反对派已经占了大多数，而且他们也有说得通的道理，我什么都没有说。

当时我什么心事都摆在脸上了，思考啊，较劲啊，眉头紧锁啊。丹尼·海格问我：“你们学校开了拉丁文的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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