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教育“好时光”不再？

“三农”问题是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教育。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实现迅速普及初等教育目标，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1956年1月，面对国内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教育部印发《十二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准备7年内“在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到了9月份的中共八大，“基本普及义务教育”更变成了“普及义务教育”，时间也延长到12年。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是一段好时光。当时中小学教育收费低，公共保障好，由上级政府负责教育经费，村民象征性交点钱，即使交不起，中小学也有助学金可以申请。人民公社成立后，教育、卫生医疗和水利建设，全由公社包干，免费教育的“好时光”仍然持续，一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大包干拉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大幕，改变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突飞猛进，但过去由公社负责的教育、医疗和农田水利等公共产品，却一下子无人提供了。

自1978年开始的教育改革，重点放在重建高等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上。农村地区的中小学被大幅撤销和合并，教学人才和资金迅速向城镇回流，造成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升学率持续下降。当时中央在改革过程中迅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连续发文要求加强农村小学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中小学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此后的义务教育法对“免费”的表述是“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但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直接定为“免费”。全国60％到80％的中小学都在农村，义务教育的重担由乡镇和县级政府承担，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部法律开了一个政策口子，允许“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而在1992年3月发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的口子固定下来。从那时到现在，杂费以各种名目在学生们的缴费单上出现，成为农村乃至城市居民的主要开支之一。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估算，20世纪90年代10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500亿元。在农村，许多学校是农民自己建起来的，老师的工资和办公费用也由农民来分担，但令他们尴尬和无奈的是，他们的孩子仍然不能顺利就读，许多家庭为供孩子上学，终年生活在贫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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