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将余玠比作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当年韦皋亦暴毙而死，传说是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与韦皋一样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这个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四川危局的传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宝祐元年（1253年）五月甲午日，宋理宗听信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出人意料地发出庚牌，召四川制置使余玠回朝奏事。

当时四川在余玠的苦心经营下，军力、财力、民力均已经复苏，不需要再由南宋朝廷调兵、运饷支援。也就是说，总理四川军、财、政大权的余玠已经完全可以不再受朝廷掣肘。反倒正是这一点，加上余玠喜欢个人便宜行事的个性，让朝廷对他颇有疑忌。正好出了王夔事件，利戎司统制姚世安自代为主帅，拒听余玠军令，并利用与权臣谢方叔的侄子交好的关系，想走谢方叔的路子来制衡余玠。谢方叔正嫉恨余玠，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于是他一面假意调停余玠与姚世安的关系，一面造谣中伤余玠，诬陷他掌握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对余玠在蜀中的威名也心存疑惧，甚至怀疑余玠有自立为王的可能，听信了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紧急召余玠入朝。

庚牌发出十六天后，六月庚戌日，宋廷收到四川制置司送来的急报，称蜀帅余玠病情危急，已不能视事。根据行程推断，上报余玠病情的奏报大概与宋理宗发出紧急诏令同时。宋理宗得报后，不知真实状况到底如何，怀疑余玠装病不朝，于是又拜其为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以为安抚。此为朝廷所发出第二道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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