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舟正式做十三行行首;为了封杀潘振承申办行帖,严济舟巧妙地讨好巡抚杨应琚,杨应琚颁布新规定,行商官帖必须由全体行商联保;潘振承另辟蹊径,也想到讨好杨应琚这一招;花县儒学遭遇龙卷风,校舍断壁残垣,杨应琚花光了藩库的银子,一筹莫展;上哪去筹集修缮银两?一个惊人的喜讯传来,广州一个隐名善翁捐助了两千五百两银子!
新任行首
在陈焘洋任行首时,潘振承亲眼目睹办帖之难,也听东主说过从前办帖之易。
广东的行商制度始于康熙二十四年开关通商之初。开关通商不止是准许对外贸易,还包括开放沿海的国内贸易。为了便于管理,总督吴兴祚、巡抚李士桢会同首任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专门发布文告,将从事海洋贸易的牙商分成两类,一类为专门接待沿海贸易商船的牙行,名曰“金丝行”;另一类专门接待外洋贸易商船的牙行,名曰“洋货行”,简称“洋行”。沿袭明朝的旧习,广东人把洋货行统称为十三行。实际行数有多有少,不一而论。
那时凡愿意承办洋货贸易的牙商,换个招牌便可充任洋货行商人。鉴于番船贸易额巨大,小牙商的资金根本无法应付,势必影响代向海关缴纳关税,李士桢在抚告中对申办洋货行者另具特别规定:“省城、佛山商民、牙行人等知悉: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府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
抚告规定,无论牙商或其他商人,想获得行帖者必须具备殷商身份。最初的外洋贸易主要是南洋贸易,西洋商船鲜有光顾,有时数年才来一艘。想办洋货行官帖易如反掌,官帖由南海番禺知县衙门发放。康熙五十三年,以英吉利在广州设立商馆为标志,到港的西洋船只与年俱增,外洋贸易逐步繁荣。到雍正七年,洋行有十四家之多。行帖成为香饽饽,办帖的难度自然增大。知县衙门发的牙帖不算数,必须持有布政使衙门发的牙帖,方可从事散货牙商业务,倘若要从事行商业务,还得由海关颁发行帖。由于办帖难度增大,贪墨受贿暗中滋生,雍正十年广东总督鄂弥达查办海关监督祖秉圭,办帖受贿成为扳倒祖秉圭的罪证之一,到祖秉圭下台时,洋行破纪录增加到二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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